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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風林內一磚廠

               陳賢慶

               

             我于1968年11月到雷州半島的徐聞縣勇士農場當知青。先在第13生產隊,1970年6月調到磚廠,1972年12月磚廠解散,分到第8生產隊,直到1979年8月離開農場。在20年后,我寫了《徐聞風雨憶當年》和《雷州歲月追憶》兩篇長文,分別回憶第13生產隊和第8生產隊的往事。而在磚廠那兩年的生活,并沒有寫過回憶錄,但在長篇小說《仙樂風飄處處聞》中有敘述。今將小說有關章節改寫,用回真實姓名,使之也成為一篇回憶錄。

                                         (一)

             雷州半島,在中國大陸的最南端,與海南島隔海相望。從大陸到海南島,除非是乘飛機或從廣州、湛江等港口坐船去,否則,只有在雷州半島的海安過渡瓊州海峽了。當年蘇軾被貶海南,肯定是由此路徑往來的。從廣東省的省會廣州市到雷州半島,有六百多公里,在上個世紀六十年代,生活、求學在省城的青年學生,是無論如何也想象不到,自己有什么理由會踏上并無旅游資源的雷州半島那塊土地的。但是,世事如風云變幻,1968年秋季,進行了兩年多的“文化大革命”,已摧毀了一個“黑司令部”,揪出了“中國的赫魯曉夫”,左派領袖們也想告一段落,慶祝勝利,穩定局勢。但兩三年來,全國積壓了高初中三屆六級數千萬的學生,不知如何打發。但領袖畢竟“英明”,想出了一個“化整為零”的好辦法,以“知識青年到農村、農場去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在廣闊天地中大有作為”為號召,雖軟硬兼施但也輕而易舉地使得數千萬城市青年學生敲鑼打鼓地“到農村去,到邊疆去”。

             雷州半島有不少農場,其中一個叫勇士農場。在1968年的11月間,從廣州市的華僑中學、黃埔港中學、大塘中學等先后來了幾批青年學生,有高中生也有初中生,有男生也有女生,他們的身份已改變了,通稱為知青。到農場后,他們被分配到全場十六個生產隊,每隊有數十人不等。初到農場的日子,那批知青還是過得很愜意的,似乎如在學校時偶然到農村參加農忙一樣,球照打,泳也游,酒愛喝,煙學抽,快樂不知時日過。但是,過了一兩年,寂寞、苦悶時時襲擊他們的心頭,繁重的勞動,艱苦的環境,惡劣的氣候更使得他們難以忍受。偏偏在這個時候,上頭又發動一場“一打三反”運動,弄得有些知青還犯了“政治上的錯誤”或者“政治思想有問題”。有關上述的內容,尤其是勇士農場第13隊的“一打三反”運動,筆者在《徐聞風雨憶當年》一文已經詳述過,在此不再重復。

           “一打三反”運動之后,勇士農場領導偏偏又突發奇想,為解決農場建筑的用磚問題,要辦一個磚廠。這個磚廠,選址在三區一處山林之中,離附近六個生產隊雖步行多在半小時之內,但都只有小路可通。至于人員,則從附近六個生產隊中抽出,每隊一名老工人和三名男知青,外加兩位場部指派的領導,出任廠長和黨支部書記。那些老工人,如楊懿郁(13隊)、楊厚道(9隊)、楊厚志(14隊)、梁為裕(8隊)、桂容叔等都沒得說的,全都是黨員及勞動模范,他們再一次起到開荒牛的作用。至于那十余位知青,老實說不敢恭維了,有肥有瘦有高有矮;有的如神經漢子,有的似文弱書生;有的皮膚病,有的口腔炎;有的酒渣鼻,有的娘兒腔,總之,讓人看著也難受,完全有理由相信,這可能是一群“一打三反”運動被清除的分子,至少也是知青中最劣質的品種。所以,1970年6月,當陳觀潮、梁慧生、賴經文、歐德謀、力行、李文偉、蓋兆和、謝廣淮、蘇火生、關本源、聶文顯、志強等人從不同的生產隊聚集于此時,他們都難以否認自己也應屬于上面提到的那兩類人了。

           陳觀潮、梁慧生、賴經文來自13隊;李文偉、歐謀德、梁力行則來自較遠的9隊,蓋兆和來自14隊。不過,他們都有一個共同點,就是七人都來自同一所學校,即廣東省華僑中學。這所學校位于廣州市中心,是省屬的中學,以招收歸僑及港澳學生為主,但也招收部分在廣州市土生土長的孩子,上述諸人,除了梁慧生是正統的“歸僑生”外,其余四人,都不過是和“港澳海外”沾上一點關系而已,全是土生土長的廣州仔。

           陳觀潮等知青原來并不是全相識的,此時,“為了一個共同目標,走到一起來了”。蓋兆和屬“老三屆”的高三級生,陳觀潮和梁慧生屬高二級生,歐德謀是初三級生,賴經文是初二級生,梁力行則是初一級生。從年齡來說,正是十八至二十歲之間,用“風華正茂”“早晨八九點鐘的太陽”來形容,似乎有點貨不對板,他們一個個身體已經有些疲憊,心理已經有些變態;但用一個生物學名詞來概括可能合適些,那就是他們正處于“發情期”。他們來到磚廠后,不,準確地說是來到那片荒地后,他們在老工人的帶領下,經過近一個月的艱苦勞作,自己建造茅屋,自己建造床鋪,于是,才有了屬于自己的窩;然后,他們又搭建了一間伙房,畢竟“民以食為天”,首先要解決吃飯問題;從生活常識來說,煮飯、洗澡等都要水,于是,他們又在伙房邊上打了一口水井。當這“三大工程”完成以后,他們,近十位老工人和近二十位知青便開始譜寫他們在磚廠的創業史。

                                             (二)

             有道是“男女搭配,工作不累”,但是,當年勇士農場的領導人顯然沒有接觸過這一簡單的心理學原理,把近三十名老老少少的男人安排在一個單位,那日子該是多么的單調!老工人的事我就不便多說了,只談知青們的吧。就是談知青,別的隊的知青也不好多說,免得日后要賠償名譽損失費。

             先談談勞動。磚廠,顧名思義是制造磚的工廠,不知那位領導視察過那片山林,認為那里的紅泥可以制成紅磚。如果以為他們只知道用人手在一個木格子里可以印出一塊塊的磚坯,那就太少看我們領導人的超前意識了,他們是要用機器生產紅磚的,所以,當觀潮等知青得知調去磚廠時,還頗為興奮了一陣子,以為從此步入了“產業工人”的行列。

             在機器為安裝好之前,他們干些什么工作呢?先做準備工作,即先準備打磚用的紅泥。在磚廠中最累的活大概數挑泥。適合制磚的紅泥不會就在地面,這如同煤一樣,好煤都在地底,好泥也在地底。那么,磚廠的“產業工人”們就首先得每天挖泥挑泥,從深處把泥挑到地面堆放,無論負責挖泥的還是挑泥的,都一樣累!挑泥的日子久了,他們也有些偷懶的辦法。梁力行是用一種超慢的步伐在行進,尤其是空著筐子的時候,如同現在電視中的慢鏡頭一樣。所以,他挑了一天,實際上有效的勞動時間只得常人的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賴經文有時會出些怪招,他故意把筐子裝得滿滿的,別以為他想爭當先進,當他挑擔在肩,在關鍵之處上下搖晃,于是,扁擔即斷裂;于是,他要去修理或尋找扁擔;于是,他獲得了一到兩個鐘頭的合理的休息。陳觀潮和梁慧生,偷懶的方式比較文明,他們以煙癮大為由,每隔十來分鐘,就得卷一根俗稱“棺材釘”的紙煙,再吸上五到十分鐘;至少,他們也要在水煙筒上擺弄好一會。李文偉經常借小便為由,舍近求遠,大家都是男人,其實將尿液灑在面前的泥土中即可,但他扮作文明,要到遠處的防風林中解決,于是,常常獲得休息機會。蓋兆和身體較肥胖,出汗最多,但動作最慢,班長也不忍說他。最老實的,要數歐德謀,他不屑于做那些“不君子行為”,最多有時以“病了”為由躺上一天半天。   

            第二步是安裝制磚機。農場不知從哪里買來了一部制磚機。安裝這制磚機也是一件很講究技術的事,大家都在摸索,安裝在哪里最合適,如何做牢底座,如何架設電線……機器安裝好后,還要調試,試生產,失敗多次,最后找出規律……這過程,也經歷了近一個月!

            機器調試好了,可以生產了,用機器生產磚坯效率就是快!這回,她們都成了“產業工人”了,但是,人更累了!一批人送紅泥入機器,機器將紅泥與水攪拌,即推出磚坯,經過一條鋼線割切,一塊塊規格一致的紅磚坯便產生,另一批人把磚坯及時搬到曬場排列好,那工作的速度幾乎比得上卓別林在《摩登時代》的演出。應該說,每一樣工序都是辛苦的。有時,他們真想,那制磚機壞了吧!維修一兩個小時吧!大家不過想想而已,然而,有個人卻暗中付諸行動!放進去制磚的泥土,應該是細小的、不含硬石的,但當梁力行負責放泥時,他有意無意地把一些大塊的泥土放進去,于是,那割泥的鋼線就容易弄斷;一旦斷了線,他即故作心痛地呼叫:“啊,不好了,線斷了……休息吧!”老工人顯得很無奈,只得急忙換鋼線;而其他知青都知道誰在搞“破壞”,但也不去揭發,難得可以休息一會。梁力行這壞家伙,當年已經有“劣跡”,現在年老多病,不知是否當年作的孽所致。

           再談談生活。農場的生活都是艱苦的,白手起家的磚廠又豈能例外?不過,由于人少,伙食相對于生產隊來說還會好些。但是,那班十八廿二歲的知青,還處于發育時期,營養不良,經常感到肚子餓。解決的辦法無非有四:一是與豬爭食。伙房養了多頭豬,晚上經常煮一鍋紅薯作飼料,當餓得難以忍受時,他們就會到鍋里挑些相對大點的紅薯狼吞入肚。對于這事,管伙房兼養豬的桂容叔也很寬容,畢竟人命貴于豬命吧。二是及時補充。他們宿舍背后即是一條小路,每當趕墟日,總有魚販子經過,他們即挑一些最便宜的海鮮買,如墨魚、帶魚等;有打鳥的經過,他們總能以較低的價格買到斑鳩、鵪鶉等。這類“山珍海味”,及時補充了他們體內欠缺的營養。三是自力更生。要補充營養,如果單靠有限的工資去買,是不可能的,因此,還要自己去弄些食物。一是捕田鼠;用鐵籠即可捕得。田鼠又肥又大,煮出來也很香,原來有幾位知青不敢吃的,后來也被同化了。二是釣魚蝦;附近山溝不少,尤其下大雨之后,以梁力行為領隊,釣它半日,常有半桶鯽魚、斑魚之類。陳觀潮首次滿載而歸,還情不自禁寫了一首《鵲橋仙(釣魚)的詞,詞云:“青山雨洗,溪流水漲,赤足攜籠上路。肥粗蚯蚓串銀鉤,輕拋入塘中深處。    心如靜水,愿者先來,一副太公風度。活魚半桶踏歌歸,喜濁酒三杯日暮。”三十年后,他想不到這首詞竟被選入《中華當代詞海》等多部巨著之中,這也印證了一句話:勞動創造了文化。四是偷雞摸狗。有道是兔子不吃窩邊草。但人餓壞了,就管不了那么多啦,窩邊草照吃!桂容叔除了養了幾頭豬還養了一群雞,雞養大了是供給磚廠的人吃的,但有時未能等到它們長大,知青們的肚子就忍不住了,于是,在某個休息日、老工人都回隊里與老婆孩子親熱的夜晚,雞籠里便減少了一兩只較大的雞。次日早晨,桂容叔清點雞只數時,總嘮叨怨罵個不停,留守的知青肯定都是“嫌疑犯”!但別忘了,山林中還有經常給雞拜年的黃鼠狼,為什么肯定是知青們干的?結果,那一樁樁百分之九十九可以入罪的案子,只因有百分之一的疑點而不了了之。這做法,頗有些象現在美國的法律,它的確“挽救”了不少失足青年,使他們不至于在年輕時即留下案底。

           再談談學習。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在農場當過知青的人,都會深刻地記得,在農場除了有艱苦的勞動,還有無休止的學習!當那群知青調到磚廠后,他們以為山高皇帝遠,可以免去”政治學習”這類“謀財害命”的事,但是,他們想錯了,凡有人群的地方,黨支部就建在那里,“政治學習”就照常開展。在磚廠那地方,沒有電視、沒有電話、沒有廣播、沒有書籍、沒有報紙,但是,有一樣看不見的東西還是阻隔不住的,那就是無線電波。只要有一部不算太好的半導體收音機,就能夠聽到中央的聲音,聽到“最高指示”。觀潮原來有一部收音機,因為在“一打三反”運動中惹出事,趕緊把它賤價出買了。磚廠中沒有哪位知青有收音機,包括“歸僑生”梁慧生。老工人更不用說了。那么,是否可以不進行政治學習?非也,他們大家都想不到,擔任廠長的鄧芬,是一位復員軍人,是一位頗有文化的人,又是一位很關心時事的人,他就有一部小半導體收音機!于是,早晨的“天天聽”,就可以輕易地堅持下去。他們恨那收音機每天天不亮就催促著起床,但也感激那收音機,畢竟全靠它,他們才知道外面的世界發生了些什么大事,盡管那都是一些被閹割了的信息。例如1971年的元旦社論,不知是那個秀才寫的,其中有(西方世界)“一頂頂皇冠落地”這樣的“好句子”,記得當時老鄧也深受鼓舞,面露自豪之神色。1971年底的中國重新加入聯合國、1972年的“批林批孔”、陳毅逝世、印巴戰爭、尼克松訪華等消息,他們都是從那小收音機里獲得的。幸虧老鄧注重“天天聽”,并沒有要求“晚晚學”,到了晚上,他常與知青們談論國內外大事,那寬松的談話方式,知青們覺得還可以接受。

           再談談娛樂。在上一段,讀者已看到,在只有一部小收音機的、清一色男人的磚廠,要談到娛樂,恐怕是笑話。但是,這就不對了,磚廠的娛樂還是有一些的。首先是象棋。想不到老鄧是象棋高手,而知青中,也有一位小謝即8隊來的謝廣淮也是象棋高手,于是,棋逢對手,便掀起了下棋和學棋的熱潮。觀潮原來只懂得馬行日、象行田,后來漸漸學會了馬后炮、臥槽馬、二字車、重炮將等殺著,達到了五分鐘之內不會輸棋的水平。還有紙牌。開始大家只會“斗大”“爭上游”,后來漸漸學會了“打百分”。值得慶幸的是,那時未有賭博之風,不然,后果不堪設想。還有就是音樂了。這群“知青中的劣質品種”,莫非也有音樂人才?想不到真有兩三位!先說觀潮,讀初中時,已在大哥的熏陶下學拉起二胡;在文革開始后,觀潮也曾參與運動,如參與奪學校之權等,但后來老父被“揪出”,他即成為“狗崽子”,于是,他象阿Q那樣被禁止“革命”,無所事事的時候,他和幾位同病相連的同學“躲進小樓成一統”,認真地按《霍曼》《開塞》學拉起小提琴。學拉了一年多,要“上山下鄉”了,他不得不帶著那把二胡和小提琴到了雷州半島。二胡到雷州后不久即散了架,唯有那把小提琴,從生產隊拉到了磚廠。再說梁慧生,下雷州時即帶了一部手風琴,體現了“歸僑生”的確不同凡響。后來回廣州探親時,他又買了一把當時廣州青年最流行的吉他,并學了一些皮毛。帶回來的吉他,便成了音樂啟蒙的樂器受到廣大知青的青睞。再說歐德謀,因受到觀潮的小提琴發出的還算美妙的聲音的感染,也萌發了學拉的念頭。于是,他利用探親假,帶回來一把,拜觀潮為師學拉。他們的關系,下面還要談到。就這樣,小小的磚廠里,就有了多件樂器,有了多位樂手。有樂器,就會有歌聲,如觀潮等,勞動能力不強,但音樂方面還算有點天賦,嗓音雖遠比不上當時走紅的朱崇懋、李雙江、胡松華等歌唱家,但還不算太難聽,于是,在那古老的山林里,尤其在月明之夜,總會回蕩著優美的琴聲和憂郁的歌聲,《家、可愛的家》寄托對故鄉親人的思念,《三套車》抒發勞動的艱辛,《含苞欲放的花》渴望純真的愛情……

                                             (三)

            把心理問題放在這一節來談。這里先交代一件事。由于磚廠本身的土質并不適宜制磚,加上有梁力行等人的“蓄意破壞”,磚廠在生產了幾爐劣質紅磚后,于1972年3月宣布裁減人員,只留下八位知青和一位老工人梁為裕,在那里小打小鬧,茍延殘喘。陳觀潮、梁慧生、賴經文、歐德謀、梁力行、蓋兆和、謝廣淮、關本源這八位,在留守之列。

           在一個遠離村落的山林之中,生活著一群男人,老工人梁為裕的家在第8隊,好辦,早出晚歸,但那群知青,自己管自己,可以想象,是多么自由,但又是多么的無聊!盡管如上面所說的,他們可以下棋,可以打牌,可以彈琴唱歌,也可以釣魚抓鼠,煮食喝酒,但心理上的寂寞,以及生理上的騷動,則是難以平復的。見得同性多了,他們希望也能見到異性。磚廠所在的土地,其實是屬于附近第8生產隊的,從磚廠到坡塘生產隊,大約要走二十分鐘的小路。那是一個較大的生產隊,里面有小賣部、衛生室、幼兒園、拖拉機隊,還有一所小學。對于磚廠的知青來說,吸引力最大的,還不是可以買到一些粗糙食品用品的小賣部,而是那生產隊里,也有一群來自廣州另一所學校的女知青!在平時不多的或遠或近距離的觀察中,他們已經發現,那是一群活潑漂亮的女孩子,雖然有高有矮,有苗條有豐滿,但在他們眼中,個個都是可人的!但是,由于彼此不是同一個單位的,要想和她們交上朋友實在不易。

           有的讀者可能會問,不是只有二十分鐘路程嗎?磚廠的男知青難道就不會主動去結識人家嗎?話是這么說,但那個時代的人,遠沒有現在的人這么聰明,這么大膽,真的沒有那個膽量,也真的想不出有什么理由、用什么途徑去結識人家。再說,第8生產隊的男知青也不是好惹的,難道他們就不知道要保護現有資源,而讓肥水外流?謝廣淮和關本源兩位知青,本身來自第8隊,出于友情,也應作些介紹和引見吧,然而,沒有,他們自己也是孤家寡人,怎會做出損己利人的事呢?于是,磚廠的男知青們,就只有以購物為由,多一點往第8生產隊跑,以期在小賣部里會幸運地碰上其中某一位女知青,能一睹她的風姿。然而,這“購物之行”往往是無功而返的,最多帶回來一包“豐收牌”香煙或一斤黃煙絲。

           當然,有時候是她們主動來到門前的。前面說過,磚廠其實在第8生產隊的范圍內,所以,第8生產隊的某個小組,有時開工時也會經過磚廠,或者就在磚廠周圍勞動,如除草之類。那些來自異隊的人,全部會落入磚廠知青們的視野之內,如果其中有一兩位女知青,她們肯定是視野的焦點。不過,這種機會并不太多,而且,真的有這一情景,那一兩位女知青也會草帽遮顏,讓你只能看到身段而看不到容貌 ,不然的話,她們不知怎樣揮動鋤頭,怎樣度過一個半天。

            晚上要開會,是最令人討厭的事,然而,磚廠的男知青們最盼望的,就是能到第8生產隊開大會,這樣,他們也可以感受一下8隊女知青晚間的倩影。但是這樣的機會并不多,除非有很重要的文件要傳達。1971年10月的某一個夜晚,突然接到通知,晚上到第8生產隊開大會。磚廠的男知青們可高興了,早早吃完飯,便到井邊沖涼,每人沖涼的時間似乎都長了些。7點鐘左右,他們便出發,一路上有說有笑 。梁慧生對梁力行說:“剛才沖涼用了半塊香皂,是嗎?”梁力行回擊道:“哪象你,還灑了半瓶花露水!”賴經文說:“不知我今晚第一個會見到誰?”觀潮說:“不知安排我們坐在哪一行。別象上次那樣,坐在最后,什么也看不見!”歐德謀暗自嘀咕:“不知又有什么最高指示……”當他們走到生產隊,走近會場時,覺得氣氛不對,平時開會都在操場上,喧聲四起,但這天晚上,全隊兩三百職工擠在拖拉機隊的一間車庫內,兩盞汽燈發出慘白的光,四周有荷槍的民兵把守,會場中絕少聲響。“莫非開批斗會?斗誰?……”觀潮疑惑地暗道,心里一驚,偷窺姑娘的“既定方針”已遭到干擾。坐下不久,指導員即宣布開會期間的多項“不準”,包括不準中途離場,不準交頭接耳,不準作記錄,會后不準議論等。這多項“不準”,使得那些乘興而來的磚廠知青們眼前一黑,已分不出誰老誰少誰男誰女。到了7點半,指導員開始傳達文件。原來,這是一個晴天霹靂的消息:我們的副統帥、毛澤東選定的接班人、昨天還敬祝他身體健康永遠健康的林彪,于9月13日叛國外逃,摔死在蒙古的溫都爾罕!之后,觀潮他們的頭腦已經完全處于渾亂狀態,不明白兩耳聽到的一切,此時,國家興亡已大于兒女私情,林副主席那瘦削的臉面,已完全代替了姑娘們誘人的眉眼了……

           現代醫學和心理學大概會有這樣的斷言:如果一個正值青春期的年輕人,長期處于一個封閉的、沒有異性的環境之中,心理肯定不會很健康的。正如那磚廠的知青們,尤其是后來留守的8人,無法排解心中的郁悶,更不知要在那樣的環境中呆多久,不出現病態的心理才怪。那位高三老大哥蓋兆和,漸漸有了一些古怪的行動,如說些不知是什么意思的話,晚上經常夜游外出等。有一次,他不知從哪兒弄來一只小狗,大家以為他拿來玩、拿來養的,誰知,某天夜里,他把小狗殺了。殺狗時把自己的手也割傷,狗血人血流在一起,然后,他把小狗煮了吃,不用油,不用鹽……如果那天夜里他殺的不是狗而是人,那多可怕!再說關本源,本身有比較嚴重的皮膚病,繁重的勞動,滿身的大汗,使得他的皮膚病更加嚴重,加上精神抑郁,最后,導致精神病,又哭又鬧,只得把他送去精神病院。觀潮他們想,如果再這樣下去,莫非我們也瘋了不成?

                                            (四)

             在磚廠的兩年中,讓觀潮最刻骨銘心的,就是他與歐德謀交往的經歷。以下兩節,重點在敘述他倆的故事吧。

            先說觀潮,用“文弱書生”可以一言以蔽之。身材瘦削,個頭不高,腦袋不大,雙眼無神,初三時起即要靠眼鏡助視;很難想象他小學、初中時還是“體育界人士”,加入過廣州越秀泳場游泳訓練班和越秀山體校兒童及少年足球隊,如若你不信,他會指著自己的鼻子向你解釋:“我原來的鼻子是扁平的,有一次和別人爭頭球,對方的后腦勺把我的鼻子撞得出血并腫起,后來鼻梁骨就隆起了。”他的解釋不知你信不信,如果是真的,那倒有益于他,可以省去一筆隆鼻的費用,盡管比隆胸可能會便宜些。他的嘴巴長得還算過得去,牙齒勉強算整齊。這么一個人,放在街上毫不起眼。以他的身形氣質看,最多合適當一位小學教師,或者機關小職員,又或者書店售貨員之類。但是,誰想到,如今,他卻當上一位扛鋤頭、扁擔的農工,繼而當上了挑泥打磚的工人,這實在不是他的強項,有點委屈他了。

            說委屈他,還有另一個原因。他似乎還有一點點才能,在讀書期間,他就喜歡讀些文學作品,包括中國的與外國的,初中時,已勉強能品賞出普希金的《上尉的女兒》、屠格涅夫的《貴族之家》、伏尼契的《牛虻》等小說的味道。在父親等人的熏陶下,他喜歡上了詩歌,包括新體詩和舊體詩。一般人都只滿足于誦讀,而他卻嘗試著寫作,尤其那些舊體詩詞。到了雷州以后,他真的寫了起來,并大言不慚地注明是“五律”“七絕”“水調歌頭”等,數量多了,還編輯成《水沫集》,自我欣賞自我陶醉,幸虧他身邊并無“大方之家”,沒有人笑話他的無知與淺薄。不過,平心而論,在那個年代,能寫點舊體詩詞,并能寫到他那個水平的,整個雷州半島,應該沒有太多的人吧。

            除了愛好文學,他也喜歡音樂。在讀初中時,即與幾位同樣愛好音樂唱歌的同學結為知己,不時去聽唱片和一些廉價的音樂會,如嶺南輕音樂團、廣州樂團等。后來,他從大哥那里知道了二胡的基本技巧,于是,花了32元買了一把蝠鼠頭的高胡,每天抽時間學習。不久,他居然可以把《平湖秋月》《蕉石鳴琴》《走馬》《步步高》等曲子拉得較為動聽,甚至還想嘗試《魚游春水》《鳥投林》等。在1967年春季,在無書可讀又“不準革命”的時候,他和從小學開始同學的好友劉象潛商量:“不能這樣浪費時間,得學點什么。”“但是學點什么好呢?”一次,他們無意中碰到了一位小學時的叫楊多的女同學,在她家里聽她拉小提琴。那美妙的小提琴聲使他們陶醉,于是,他們選擇了學習拉小提琴。他們每人花了20元買了一把,之后,昌興街劉象潛家的客廳便成了他們學琴的場所。后來,劉象潛的二哥、市二中高三學生劉象恒,阿潛的妹妹、市二中初二學生劉象萍及其同學彭婉衡,還有社會青年張勛、執信女中高三學生盧卿卿等,都加入了這個音樂沙龍,他們這班年輕人,明目張膽地以貝多芬、莫扎特、海頓、克萊斯勒等的曲子與“橫掃封資修”的紅衛兵對著干。十分奇怪的是,他們每天晚上都在拉,拉了一年多,卻沒有哪位街坊去舉報,答案可能只有兩個,一是街坊們并不知道他們拉些什么;二是即使知道,也不想去舉報,因為他們的并不太悅耳的音樂,總比“語錄歌”好聽得多!漸漸,他們能勉強可以對付貝多芬的《小步舞曲》,舒伯特、海頓、德里戈的《小夜曲》,馬思涅的《沉思》,以及《新疆之春》《新春樂》等曲子。除了學習小提琴,他們還閱讀當時所能看到的世界名著,如雨果的《悲慘世界》、羅曼羅蘭的《約翰.克利斯朵夫》等,閱后互相展開討論。正當他們準備嘗試馬思聰的《思鄉曲》、莫扎特的《弦樂小夜曲》,甚至薩勒沙蒂的《流浪者之歌》中并不算太復雜的樂段時,“上山下鄉”運動到來了,他們無一例外要被趕出城市,對繆斯女神的追求被迫中止,那小小的文藝沙龍也被迫解散。本來,劉象潛如果開始就決定下鄉,觀潮會和他們兄弟走到一起,那么他未來的歷史必定改寫;但是,劉象潛誓與廣州共存亡,家庭處境更糟糕、無法賴著不走的觀潮只得先與另外的同學遠赴雷州。在他們即將分手的那個秋夜,在廣州的珠江河畔,他們在默默地漫步。突然,劉象潛動情地摟著觀潮,說:“你不要走,你不能走!”觀潮無奈地說:“都到了這個地步,能不走嗎?”在他的潛意識中,他還不知道這種別離的代價,還以為是短暫的分手。就這樣,一對好朋友、音樂文學上的伴侶,在那個蕭瑟的秋夜中決定了兩人未來的人生之路。當然,觀潮到了雷州不到一個月,即得知劉象潛他們抵擋不了“無產階級的鐵掃帚”,一起到了一個鄰近香港的縣份,在一個農村公社落戶的消息,而觀潮則覺得后悔莫及。

           到了雷州后不久,潮濕的氣候使得“蝠鼠頭”二胡很快散了架,剩下那把小提琴,便成了觀潮休憩抒情的唯一樂器,同時,也是為隊中知青晚間催眠入睡的工具。每當夜闌人靜之時,觀潮便在知青們住的茅房內或外,獨自拉響那小提琴,繁重的勞動是對手指及手臂的最大摧殘,此時的觀潮,已沒有能力對付莫扎特、勃拉姆斯和門德爾松了,他更多的是拉一些簡易的、知青們也聽得懂的歌曲,如《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山楂樹》《三套車》《小路》《深深的海洋》《梭羅河》《鴿子》《西波涅》《在銀色的月光下》《美麗的姑娘》《瑪依拉》等,有時才會拉拉舒伯特的《小夜曲》,以及馬斯聰的《思鄉曲》、陳鋼、何占豪的《梁祝》的難度不算大的樂段。整個生產隊,沒有誰曾對他夜晚發出的響聲提出過批評和抗議,包括干部和老工人,這是他至今仍感到不解的一件事。到了磚廠以后,那把小提琴依然發揮著它的同樣的作用。黑夜來臨,只有星光閃耀,以及松風伴奏,柔弱的小提琴聲會回蕩在山林之中;尤其月明之夜,廣東音樂《彩云追月》或《月園曲》,正好可以寄托思鄉之情。霧氣較大的夜晚,磚廠的伙房可以供他使用,他可以獨自在里面繼續拉奏。很可惜的是,觀潮并不知道要有所長進,也沒有能力將技藝提高,他畢竟只學到一點皮毛而已;他更不可能知道,與他同時,另一位廣州音專附中的學生,也被迫奔赴海南島的五指山。他同樣帶著一把小提琴,去到那個從未見過和聽過小提琴的地方。與觀潮不同是,觀潮在磚廠的茅屋前或伙房內胡亂拉奏的時候,那位青年在海南熱帶山野中獲得了靈感,創作了一首《黎家代表上北京》的小提琴曲,于是風靡全國。當然,這位青年有著比觀潮優越的先天條件,他7歲時即隨父親、小提琴家何東安學習小提琴,10歲時得到馬思聰的提點,后考入廣州音專附中,師從葉雪慶教授,已獲得“嶺南音樂神童”的美譽。這樣的人才,是不容易被埋沒的。他,就是現在享譽世界的小提琴演奏家何東。這些,都是觀潮無法與之相比的。但是,如果觀潮能夠努力些,創作出一首《挑擔紅磚上北京》之類的曲子,或許也可以成名。哎,當時的他,也實在不夠長進了。

           觀潮還有一點特別之處,似還須提及。在初高中的五六年中,他不幸被分在俄語班,學了五六年極艱難的俄語,盡管這種語言被普希金、屠格涅夫等無限熱愛和歌頌。想不到,蘇聯出了一個赫魯曉夫,中蘇關系破裂,變成了仇敵,于是,俄語便成了廢物。到農場后,頭腦中已剩不下幾個俄語字母的陳觀潮,感到空虛寂寞,又害怕蹉跎歲月,于是,想學點什么。某天,知青們在宿舍前煮食,觀潮負責生火,卻無引火之物。另一知青拋過來一冊書,說:“用這個點火吧,沒有用的。”觀潮接過來一看,是一冊初二的英語課本。他劃著火柴,準備點燃那課本。突然,他的手停了下來,是孔夫子在流淚,還是伏爾泰在嘆息?是陶行知在怒視,還是高爾基在責罵?……總之,他覺得把這一冊書燒了,是一種罪過,是一種難以挽回的損失。于是,他改用其他的廢紙引火,而把那冊英語課本保存了下來。之后,觀潮覺得,學點英語不也很好嗎?同學也可充當教師,盡管他們只有初二的水平。于是,觀潮在勞動時頭腦就不會盡想入非非,可以記一些必要的語法;休息時也不必打瞌睡,而可以口中念念有詞;晚上,可以少些侃大山和偷雞摸狗,而可以在燈下默寫單詞。當他可以閱讀一兩頁長的英語文章時,他的心中充滿了自豪感。同伴以奇異的眼光看著他,在“知識無用”的年代,不知他何以自找苦吃。但是他覺得自己的生活色彩增添了濃重的一筆,他不再感到無聊,他有了一種朦朧的追求。他從生產隊學起,學到了磚廠,盡管他并不知道讀得對不對,尤其還不知道學了會有什么用。

           綜上所述,陳觀潮與眾不同之處可以歸納為三點,一是別人不會寫詩他常寫,二是別人不會拉小提琴他會拉,三是別人不會再學點什么他在學英語。而他的這三個與眾不同的特點,被磚廠里的一位知青看在眼里。

                                         (五)

             在1970年10月一個秋露濃重的夜晚,觀潮又獨自伙房里拉琴,當然是胡亂地拉,但對于不大懂小提琴或音樂的人來說,似乎已達到了高深莫測的地步。伙房內只有一盞煤油燈,微弱的燈光使他沒有注意到,有一位青年,已經倚在門邊,聽了多時。他感到累,垂下提琴,揉揉有點酸軟的臂膀。這時,他終于看到了門邊的歐德謀。

           “你站在這里很久嗎?”他問。

           “有半個鐘頭了。”歐德謀怯怯地答。

           “半個鐘頭?”觀潮感到意外,“好聽嗎?”

           “很好聽。”

           “我隨便拉的,可以叫做即興曲。”

           “似乎象一首樂曲。”

           “你也喜歡音樂嗎?”

           “喜歡,不過我不會。”停停,他又問,“小提琴難拉嗎?”

           “比較難,不過,拉到我這個水平也不算難。”

            這時,歐德謀已經站到了煤油燈前,微弱的燈光可以照出他的整個輪廓。在來磚廠之前,觀潮并不認識這位初三級的同學,只是到了磚廠后,他們才有了接觸。歐德謀身材比觀潮高些,也英俊得多,皮膚白凈,一雙大眼睛炯炯有神,鼻子高而直,嘴唇較厚,用現在的語言來形容則是富于性感;平時他說話不多,粗言穢語極少,反映出他的家教比較好;特長還不夠明顯,但玩紙牌“打百分”是高手。

            “你玩過什么樂器嗎?”觀潮又問。

           “沒有,只是吹過口琴。”

           “會看簡譜嗎?”

            “會一點。”

            顯然,觀潮感到他有“先天不足”的缺陷。已經二十歲的人再學拉小提琴,應該太晚了。

            “家里還有什么人?”觀潮很明顯要轉換話題。

            “有父母和一個弟弟。”

            “都在廣州?”

            “在云浮……他們都被遣返回鄉了。”說到這里,歐德謀面露黯然的神色。

            “遣返回鄉?”觀潮驚叫起來,因為,他很感慨,歐德謀平時表現出很坦然,很樂觀,原來他內心埋藏著如此巨大的痛苦。他也慶幸自己的父母,雖遭逢劫難,仍能生活在廣州,他很難想象,父母被遣返回鄉,會有怎樣的結局,而自己又會怎樣的傷心!此時的阿興,對眼前這位青年人,產生了強烈的憐憫,白居易的詩句“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一下子浮現于眼前。他知道,此刻,這位青年多么需要一種精神寄托,一種健康的積極的精神寄托,不然的話,他可能會出現消極和頹廢,甚至很可能走向精神崩潰。再多的安慰已沒有多大的作用,就讓音樂去醫治他那顆受傷的心吧。

            “你想學拉小提琴嗎?如果想學,我教你。”觀潮忽然覺得自己應該擔當起救世主的角色。

            “想學,但不知能不能學會……”歐德謀的聲音中交雜著矛盾。

            “如果不怕吃苦,就能學會!”觀潮鼓勵地說。

            “我學!”歐德謀勇敢地抬起頭。

             就這樣,在那個有露的秋夜,決定了那位青年人未來的路向。次日,觀潮開始教阿德學拉小提琴。沒有教材,觀潮自己編寫,當然只能是簡譜的,從音階拉起,到簡單的曲子。歐德謀學習很勤奮,他不僅晚上練習,后來中午也不睡午覺,找一處遠離宿舍的、能遮擋烈日的防風林,在里面練習。由于有了一項自己喜愛的學業,歐德謀每天工作更努力,從不叫苦叫累,盡管他晚上睡得少,中午不休息,但他每天都樂觀爽朗。這就是精神的激勵!是藝術的魅力!而觀潮,由于收了一位弟子,精神生活也更加豐富,同樣是視艱苦為無形。

           就在他們的教與學正在順利進行之時,當年12月,磚廠領導收到一紙命令,農場因須將紅旗水庫擴建,而磚廠尚未正式上馬,要調磚廠多人去當安全檢查員等。因要住到水庫工地上,為保證歐德謀能繼續學琴,觀潮主動要求去,而讓歐德謀留守磚廠,小提琴則留與他用。那水庫修建了4個月才完工,到了1971年3月,觀潮他們回到磚廠,本可以繼續進行教與學,不料,這時,農場又要調觀潮到文藝宣傳隊,要帶走小提琴,幸而此時,歐德謀已趁探親之機從廣州買回一把小提琴,自己也可以練習了。觀潮去宣傳隊又去了3個月,直到5月底才回到磚廠。在宣傳隊期間,觀潮得到了一個很不幸的消息:那年的4月份,他的父母也遭到了劫難,也被遣返回陽江鄉下!這樣,他和歐德謀的關系又更進一步,成了真正的同病相憐。

             1971年6月之后,他們的教與學才真正進入了一個穩定的新的階段,而在此之前,歐德謀經過半年的苦練,已初見成效,所拉出來的琴音已不是“嘔啞嘲哳難為聽”,而是有點悅耳了。每當夜幕降臨,他們便準時到伙房,點亮小油燈,燈前放著一本觀潮自編的樂譜。由于有了兩把琴,觀潮可以陪著歐德謀拉,這樣,使得歐德謀更能找到感覺,錯誤之處更加減少。漸漸,他們可以增加一些花樣,如一人拉高音,一人拉低音,再作輪換,記得拉過的曲子有《燈光》《牧羊姑娘》《在那遙遠的地方》《夏夜園舞曲》等;后來,當歐德謀的水平再提高一步,他們可以二部合奏,如《深深的海洋》《山楂樹》《在銀色的月光下》《含苞欲放的花》等。當時由于沒有歌書,那些歌曲都是觀潮憑記憶寫出,所謂第二部往往也是觀潮自編的。但《含苞欲放的花》,因他在廣州讀書時唱過二部,記憶猶新,因而兩人拉起來,顯得十分和諧動聽,是每晚的壓軸一曲。

           在學拉小提琴和學音樂方面,觀潮是歐德謀的老師;歐德謀在學校時學的是英語,對于觀潮來說,歐德謀又成了難得的英語教師,使得觀潮的英語水平無形中也有了較快的提高。古語說:“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按當時的標準,象他們那樣的人,很難說屬于”朱”,他們出身不好,又不學習馬列,不認真學習毛著,不自覺“斗私批修”,應該屬于“墨”吧。由于他們都是“墨”,又走在一起,使得彼此變得更加“黑”了。不過,正是由于這個“黑”,使得他們有了一種高雅追求,有了一種精神寄托,不至蹉跎歲月,更不至落得蓋兆和與關本源精神崩潰的結局。在此期間,阿興亦寫過一些詩詞記敘他們的友誼,如一首《清平樂“相逢恨晚,夜夜挑燈盞。抱負惜君猶未展,行事忠肝赤膽。    此廬莫嘆飄搖,人生前路多嬌。最喜英雄志士,也曾百煉千燒。”又如一首七律“人生何處不相識?異路同心結伴游。弦管迎來千日夜,歌詩送別兩春秋。誰憐才氣灑黃土?我繪藍圖耀九州。唯望情誼如鐵石,扶攜破浪駕輕舟。”

        197210月,省僑中的同學、13隊知青、印尼華僑青年秦新仁獲批準出國。他是全場第一位獲準離開的知青,而且還是出國,盡管是回到蘇哈托將軍統治下的印尼。這事,的確令場友羨慕不已。同學多年,又同甘共苦四年長,此番一別,恐怕今生難再會,所以,大家依依不舍。那天,觀潮、梁慧生兄弟、賴經文、黃汝好等陪同送行。送了一程又一程,居然送到了湛江!是夜,送行者雖買好了回程車票,但身無單位證明,則無法登記住店。梁慧生提出:“不如我們步行到霞山,在海濱公園坐一會,再步行回來,不就剛好六個小時了嗎?”盡管這提議看似有點荒唐,但已是最佳方案了,即獲通過。于是,他們漫步在海濱大道,往霞山進發。然而,11點鐘左右,他們只走了小半路,天上下起雨來,他們不得不在一家工廠的門前躲雨。也怨他們放肆,在高聲說笑;也該他們倒霉,這家工廠似乎正在開批斗會,或者正在審問“牛鬼蛇神”,總之,突然來了幾位荷槍實彈的民兵,把這群怪異的青年押到一間房內審問。他們從實招供,并拿出車票,但民兵頭目不大相信;于是,把他們押到了估計是工廠自設的“監獄”內。那“監獄”黑暗潮濕,且多蚊子,同時,還可以聽到鄰近“監倉”里的“牛鬼蛇神”的呻吟聲。不過,他們反倒不知怕,覺得總比在外面的風雨中游蕩一整夜好。到了天亮,那民兵頭目再度提審他們,大概覺得他們真的不過是生活在社會最底層的知青而已,再拘留他們可能還要賠上早餐,于是,把他們放了。多么可笑又可悲的經歷!當他們和秦新仁以及陪同回廣州的梁繼興再見面時,大家又苦笑一番。送走秦新仁,他們下午回到農場,當他們到達13隊的曬場時,正在曬場曬花生的知青黃國光飛也似的跑過來,喊道:“隊里知道了!隊里知道了!”但疲憊不堪的那幾位,毫無懼色,他們說:“我們監獄也坐了,還怕隊里處罰嗎?”

             就在觀潮、梁慧生、賴經文等在湛江坐了一夜“監獄”幾天后,他們的磚廠也接到上級的指令,農場領導覺得,那磚廠維持下去已毫無意義了,于是決定解散,觀潮、梁慧生、歐德謀、賴經文、梁力行等五人,不必回原生產隊,就近并入第8生產隊。如此一來,他們可以名正言順地融入8隊那個集體,這么一改變,等待著他們的,又會是什么?是他們人生的另一頁,是更為曲折多彩的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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