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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文學之路

         

        陳賢慶

         

        雷州篇

         

                                              (一)

         

        1968年11月7日早晨,我和父母都早早起床。父母為我打點簡單的行李,吃了一點簡單的早飯,之后,母親送我和父親出家門,我當時甚至不敢看她一眼。父親一直送我到公共汽車站,囑咐了我幾句,我上了車以后,他向我揮揮手,我看著在微微晨曦中的他那干瘦的身影,眼淚再也忍不住奪眶而出。后來我讀到朱自清的散文《背影》,特別有感觸,原因在于此。中午,我和其他知青一起,在黃埔港乘坐萬頓巨輪“建華”號,離開生活20年的廣州市,遠赴離廣州六百多公里的祖國大陸最南端的雷州半島。

        是夜,輪船駛過珠江口的伶汀洋,進入浩瀚的南海。我站在輪船的甲板上,思緒萬千,忽然,以前讀過的一些詩詞語句在頭腦中翻滾,很有一種要以詩言志的沖動。我無須在此虛構我當時已是七步或十步成詩的才子,下面這首《乘建華輪夜過伶汀洋抒懷》的七律,是我到達徐聞縣勇士農場后幾經推敲才寫出來的,而且在十余年后才發現它并不合符平仄規律{我當時并不懂平仄規律},又作了些調整修改,唯一可信的,是感情基調,尤其最后兩句,僅把“高吟”改為“高唱”。此詩如下:“颯颯秋風別故城,建華穿霧走伶汀。微波盡訴何方語?冷月時添異地情。心事浩茫舟板暗,沙鷗起落夜星明。此行不作賈生嘆,高唱丹心照汗青。”讀了這首詩,諸位可以了解到,我當時并非帶著一種完全失意落泊的心情遠赴他鄉,居然還有些壯志豪情呢,只不過用了賈誼,文天祥的典故,和“志在四方”的革命青年的情調有些不協調。

        如果認為我這首七律不過是一時的矯情之作,那么我詩集的第二首是一首《沁園春》的詞,我未作任何修改,可謂“原汁原味”,也未見有太多悲悲切切之嘆:“漸近初冬,此地依然,草木蔥蘢。看浪環半島,紅泥滿目;云橫諸嶺,黃塵漫天。椰蕉挺壯,膠林層疊,村寨依稀晚煙中。沉寂夜,聽海濤聲響,時隱時濃。   我已離家務農,嘆白云珠海渺無蹤。昔羊城風月,茶余小敘;少年光景,夢里相逢。如今指點,高天闊地,投筆瀝血建勛功。英豪事,問古今中外,何處不同?”這首詞,肯定也有格律上的毛病,但初到“廣闊天地”,想干出一番事業的決心還是挺感人的吧。

        由于有了“詩言志”的沖動和實踐,我似乎發現了一種比寫日記更靈活,更藝術,更含蓄,更實用的表達方式。于是,到農場以后,我開始寫起詩歌,勞動,休閑,娛樂,趁圩,聚餐,交友,打架,偷竊,演出,探親等等,皆可用數行詩句記之。對理想的追求,對戀人的懷念,對前程的失望,更傾訴于詩歌之中。這些詩歌,休談思想性與藝術性,它們主要的價值,在于不經意地記下了不少往事,尤其在二三十年后的今天,顯得更為珍貴了。老實說我平時是不去翻閱它們的,但我要寫這幾篇文章時,的確是要靠它們才能喚起不少舊日的回憶。在此,也沒有必要羅列或擇錄,總之,在農場10年多,寫了近千首,后編成六冊,取名《水沫集》。何解?我覺得,10年的農場生活,所經歷的事太多了,而詩集中所記載的,不過是人生海洋中的幾點水沫而已。曹雪芹在〈紅樓夢〉卷首寫了“滿紙荒唐言,一把辛酸淚。都云作者癡,誰解其中味?”這么幾句,我也學著在卷首寫了這么幾句:“不是荒唐言,滿紙悲歡淚。皆因作者癡,耐人尋其味。”

         

                                         (二)

         

        除了寫些古體詩詞,我還寫過不少新體詩,后編為《夢幻的青春》,《荒漠旅人》,《南疆月夜》,《理想之歌》幾冊。前三者都是收入短篇詩作,而《理想之歌》則收入三首長詩:《理想之歌》,《烈火中的女英雄》{標題可能有誤},《南燕北鷹》。對后者,我想作點說明。《理想之歌》采取馬雅可夫斯基的階梯詩的格式{包括其余兩首},敘事與抒情結合,表達我對理想的求索。老實說,在當年,青年人的理想是什么?雖有領袖指明了方向:為解放全人類,為共產主義事業而奮斗終生,愚忠者和“反動者”都不會有太多的煩惱,唯獨是象我們這類,不想自暴自棄,希望有所作為,頭腦又有點復雜的青年,則是最痛苦的,他們的求索之路也是最艱辛的,我敢說比當年屈原更痛苦更艱辛,屈原很清楚當時楚國的現實是“變白以為黑兮,倒上以為下。鳳凰在笯兮,雞鶩翔舞。”{《懷沙》},知道“忠不必用兮,賢不必以。”{《涉江》},而我們面對“形勢大好,不是小好”的現實,經常會懷疑自己是否已變成弱智兒!如果我現在仍能看到此詩,我一定會羞愧難當,但也充分理解我當年思維的混亂。去年,曾在我妹妹農場當過知青現在廣州教育研究所工作的周善恒君,從廣州來探訪過我,談起當年他們研讀過我的詩,可以看出我不知如何“革命”,但又要裝出追求“革命”的樣子,實在難受,結合我的經歷,讓人不能相信。至此,我才知道,曾經有過我的“作品”的“研討會”。

        《烈火中的女英雄》一詩應有個副標題:“獻給張雪芬烈士”。與我同一個生產隊的女知青張穗芬,是一位我尊敬的漂亮的姑娘。她的哥哥張穗強是我當年的筆友。他們有一位妹妹張雪芬,當年大概二十歲,在廣州的一場火災中,為搶救國家財產而犧牲,被定為烈士。我從張氏兄妹那里了解到一些情況,居然寫出了一首很長的贊歌。現在回想起,雪芬恐怕也是“極左”時代的犧牲品,有的火災非人力可以挽救,而在提倡英雄的時代,這年輕的姑娘勇敢地投身火海也就不難理解了。現在仍知道并記住這位姑娘的人已絕少了,然而父母對早逝的小女是永志不忘的,前兩年在報上就看到張教授夫婦捐資家鄉建學校{還是橋?},校名就叫“雪芬小學”。

        《南燕北鷹》也有個副標題:“獻給妹妹的詩”。如果說我的經歷有點曲折的話,我的妹妹陳賢芳女士的經歷恐怕更離奇。她只比我小三歲,是同時代的人。1966年文革開始時,她在廣州第17中學讀初二級。15歲,應還是天真爛漫的無知少女,但文革風云使她和與她一樣的女孩迅速走向成熟。她和她的戰友走上街頭,走上社會,去“捍衛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她們步行到井崗山,韶山;她們遠赴上海,北京串聯。她的戰友中,有后來大名鼎鼎的異見分子王希哲。當然,據我所知,她們絕不是那種殘害忠良的紅衛兵,但愚蠢的事肯定沒少干,如果要懺悔,也應有一份。要寫她的事,非得另外一篇長文不可,在此打住。話分兩頭,當年廣州有無數熱血青年,上海亦然。上海某校高三級學生裴海榮,當年南下廣州串聯并與陳賢芳她們同戰斗,裴陳二人在戰火中相識并結成好友。

        1968年11月,陳賢芳到了海南島瓊海縣東紅農場,而裴海榮到了黑龍江虎林縣854農場,一對好友分隔于祖國的最南北,按照最正常的發展,這段感情或愛情應該無疾而終,諸位可以想象,在沒有程控電話沒有全球通手機單靠寫信的當年,如何能解決相思之苦?然而,千山萬水卻隔不斷他們的愛情,他們的愛情之火反而越燒越旺,終于在1976年初陳賢芳遠嫁黑龍江,比當年王昭君嫁得更遠,而我們漂亮能干的妹妹為此錯過了多少我們認為的如意郎君。他們不僅結合在一起,而且還打算在冰天雪地的北國干出一番事業,這是畸形年代的畸形婚戀,還是偉大年代的偉大愛情?細細分析,裴海榮的確是一位正派,健康,胸懷大志的青年,而我妹妹也不是頭腦經常發熱的人,或許正是他們代表了我們那一代最少有也最難得的一部分。后來,裴海榮當上了副場長,陳賢芳是農場的勞資科副科長。

        在他們把最美好的青春獻給了北大荒之后,1994年才調回上海,使得80多歲的老母一展愁顏。當時我寄《西江月》詞以祝賀,詞云:“雪地霜天開拓,白山黑水耕耘。廿年血汗伴征塵,喜訊傳來振奮。    往日青春休記,前程鼓角仍聞。浦東遠景勵精神,策馬商場戰陣。”幸虧他們尚有一點余熱,也的確在浦東商場上一展身手。不過,近日看報,有學者認為,四十多年來對北大荒的開發,實際上是破壞了那一片難得的濕土,是對我國生態環境的大破壞,我不知數十萬把青春獻給了北大荒的各地知青們又作何感想?寫了這么多,我只想說明《南燕北鷹》的寫作背景,那是1976年陳賢芳遠嫁黑龍江時我送她的“陪嫁品”。

        1979年8月,我離開了雷州半島,隨身只帶走了《水沫集》,而上述四冊和其他書籍尚留在農場,不久,場友來信說,我的書箱被人開過,肯定有失竊,后來點算,《紅樓夢》,《當代英雄》等書以及四冊詩集均被盜,使我氣結難言,當時也只有寫一首短詩以自慰:“遺失的好書,或許可以重新買到,遺失的詩稿,向哪兒尋找影蹤?并非它們有連城的價值,只因那紙頁上刻下我的顏容。啊,但愿我的詩稿的收藏者,也喜歡《離騷》和《國風》------”

         

                                         (三)

         

        在農場,除了寫點詩歌以“言志”,我還為宣傳毛澤東思想而出過力,因為我多次參加了農場的毛澤東思想文藝宣傳隊。“文藝”即文學藝術之意,應大書一筆,但我覺得,我那時的“作品”,和“文學”的聯系固然有,如小話劇{如今稱小品},但畢竟和“音樂”的聯系多一些,我既要寫《我的音樂之路》,在此就不重復了。在那個年代,因有了廣州知青,有了文藝宣傳隊,雷州半島的農場才有了一點生氣,文藝宣傳隊到生產隊的那一天,就如同過節一樣,這絕不是說我們的演出有多么的精彩,而是要說明當時文化生活是多么的貧乏。電影老是放著幾出樣板戲和〈地道戰〉,〈地雷戰〉,〈南征北戰〉,〈打擊侵略者〉等,偶爾能看到的蘇聯影片〈列寧在十月〉,羅馬尼亞影片〈多瑙河之波〉,朝鮮影片〈賣花姑娘〉等,已足以使我們興奮好幾天,因為里面有著有女人味的女人,而不是充滿斗志的江水英,李鐵梅,小常寶等。書籍方面,除了紅寶書,幾乎沒有其他的了。我所在的12隊,應有100多老工人,他們大部分是文盲或半文盲,除了勞動,做家務,吃飯,開會,做生孩子的工作外,他們對文化生活的需求可能不會太強烈,而那數十位男女知青,勞動開會之余就很不好過了,即使有的人有愛情的慰藉,也難解文化的饑渴。

        1973年3月,一個春風沉醉的晚上,我和我的女友余慕紅小姐又來到了遠離居住點的一處幽雅的草地。至于我和慕紅是如何相識如何愛上,我不想在此文敘述了。總之,我們趁著星光夜色,坐在那塊熟悉的草地上。“今天晚上又講什么故事?”慕紅問。共同回憶所看過的電影,互相講述所記得的情節,這是我們兩個影迷晚上幽會的一個主要項目之一。“是呵,今天晚上該講什么?”我為難了。我們把《冰山上的來客》〈柳堡的故事〉〈蘆笙戀歌〉〈邊寨烽火〉〈紅帆〉《章西女王》等都復述過了;把《青春之歌》的林道靜,余永澤和盧嘉川,〈早春二月〉的蕭澗秋和陶嵐,〈流浪者〉的拉茲和麗達,〈復活〉的聶赫留朵夫和瑪絲洛娃等都品嘗過了,把趙丹,謝添,崔巍,王心剛,康泰,于洋,白楊,秦怡,張瑞芳,王丹鳳,王曉棠,上官云珠等都評論過了------真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了。“呵,如果現在有電影看就好了。”慕紅幻想著。我沉默不語,我知道我沒有這神奇的法力。“就算有劇本,有小說也好啊!”慕紅的雙眼望著夜空,仍在幻想著------借著微弱的星光,我感受到姑娘美麗的大眼睛充滿著渴求。我的心顫動了,繼而心潮翻滾,是呵,沒有電影,沒有小說,難道我就不能自編嗎?------之后的數天里,我時刻在思考著這件事,過去看過的小說,看過的電影,一章章,一幕幕,都浮現于我的腦海,給了我不少啟示和靈感。于是,我終于決定動筆寫點東西。當我把這個決定告訴慕紅時,她瞪大眼睛,表示不大相信。是啊,寫小說劇本,不是作家才能做到的嗎?

        至今,我的場友們仍記得,當年我是怎樣寫作的。我們住在一間大集體宿舍里,睡木架床,我睡上床。床邊靠窗處,有一塊不足半米方的水泥板,那就是我用于寫作的地方。寫作時坐在床上,雙腿下垂懸空,累了就盤膝一會,再垂下。晚上拖拉機發電到10點,之后照明工具就是煤油燈了。由于白天勞累之故,同舍的場友也不會怨我油燈長明。我買來廉價的稿紙,在某一個夜晚,當夜深人靜之時,正式把稿紙鋪開了。我不可能將一部書全部寫完才交給慕紅看,那要等太久了,我必須每天晚上寫出若干頁,第二天交到她的手上,這樣可以讓她每天都看到新鮮的內容。從第一個晚上開始,就決定了我沒有時間打草稿再抄正,我必須下筆成文,一氣呵成。第一部書寫什么呢?我不知為何,想到了模仿普希金的《上尉的女兒》,而把小說的背景安排在舊社會,認為這樣可以避免一些麻煩。于是,在稿紙上寫下了《桃園村》三個字。老實說,我懷疑我已患有輕度的老人癡呆癥,我對那部我稱為小說的我的處女作竟然已記憶甚少,大概《上尉的女兒》中有個農民起義領袖普加喬夫,我也虛構了發生在舊中國某地的一場農民起義,塑造出一個農民起義領袖,一個劫富濟貧的俠士,當然還有一對年輕的男女------總之,我寫好了開頭,交到余姑娘的手時,她當然又驚訝又好奇,一口氣把它看完,還追問我下面怎么樣。開頭肯定有懸念,因為連我也不知往下怎么發展,得白天勞動時再好好構思。

         

                                                                           (四)

         

        就這樣,我開始了一個埋頭寫作的階段。慕紅見我這么自找辛苦,勸我停筆,但我已處于亢奮狀態,已一發而不可收。能使心愛的姑娘得到某種精神的滿足,我已把苦累完全拋到遠遠的。過了一段時間,我的讀者從慕紅擴展到其他的女知青。12隊有一群我過去認為現在更加認為非常可愛非常團結非常富有人情味的好姑娘,如陳菲,呂國華,張穗芬,余玉英,何玉冰,黃玉瑜,文妙蘭,胡肇珍,譚英珠等,在此我遙祝她們晚年幸福。漸漸,我寫好了的稿子,又會在男知青宿舍里被先睹為快,我的讀者群又擴大了。在此,我要誠懇地請大家千萬不要誤會我在炫耀自己,我要說明的僅僅是一點:在那扼殺文化的文化大革命中,人們的文化饑渴到了何種程度,一個完全不會寫小說的青年,胡編亂劃了一部東西,居然也惹來不少愿意讀它的人!到了4月份,故事寫完,慕紅幫忙裝訂成冊,并弄了一個封面封底,儼然一書。我有七律一首慶賀:“架床當桌火苗紅,身骨斜依腳半空。白日灰塵挾霧雨,夜闌饑餓惹蚊蟲。行間字里風云起,紙上錐頭意氣沖。處女一篇言十萬,愁腸拋至九霄中。”

        當年5月,我又寫了一部小說,題為《血淚天倫》。諸位從標題可以猜測到其中的內容,當然,我仍把背境放到過去,寫舊社會一個家庭的悲劇,母親貧病交加,女兒被迫要出賣肉體{這在當時就太大膽了},兒子被迫要當小偷。而女兒準備出賣肉體和兒子準備行竊的對象,竟又是他們離家多年剛從海外回來的父親,多少有點借用黃谷柳的《蝦球傳》的情節。我有一首詩記錄了當時女知青們看后的情景,詩云:“血淚天倫話舊時,眼前悲劇有誰知?多情堪笑諸紅粉,讀罷人人淚滿衣。”由此可見,我當年已很善于煽情的了。這書稿我后來寄給海南的妹妹,她那里的女知青也看得直流淚。妹妹回廣州時給了她一位從香港回來的女同學黎秦云看,半夜,她凄慘地哭了起來,她姐姐以為出了什么事,走去一看,原來她在捧著那書稿哭!

        之后的三個月,我身在廣州,原因何在,《我的音樂之路》一文再記載。從廣州回農場后,又被宣傳隊招去,直至10月解散返回連隊。接著繼續寫書,到11月,完成了一部題為《卡伯爾-克弗里》的小說。光看標題,諸位可能以為是托爾斯泰或巴爾扎克的作品,其實我是寫一個法國孩子的遭遇,可見我當時何等胡鬧,把故事寫到外國去了。但內容是什么,現在記憶中了無痕跡,僅從“善惡恩愁皆在此”的一句詩可知,大概是胡編了一個恩怨情仇的故事。

        12月,我又完成了一部,是以電影文學劇本形式寫的《花落花開》。內容是些什么,我也記憶模糊,有詩這樣記載:“青年音樂家,流浪香江來。歷盡人間苦,落花喜又開。”由此可知,我又把故事的背景放到了我毫不熟悉的香港!為什么?因為慕紅的父母兄長等皆在香港,當時她亦正申請往港,我傾盡我對香港的知識再加上想象,寫成此劇本,目的是慰她思親之苦。

        某夜,慕紅與我談起《羊城暗哨》《徐秋影案件》等舊電影,忽然勾起我要寫一部偵探小說的念頭,于是提筆寫《興隆旅店》。很顯然,我是要安排興隆旅店某夜發生了一起兇殺案,恐怕被殺的是一位年輕女子,于是圍繞此案展開偵查。可惜這部小說寫著寫著,中途夭折了,何故?詩云:“興隆旅店有奇冤,兇手殺人遁哪邊?未盡摩斯偵緝術,驚天小說可全篇?”詩中的“摩斯”指柯南道爾筆下的大偵探福爾摩斯。顯然,我當時{包括現在}缺少偵探頭腦,白白讓兇手逍遙法外至今。

        1974年1月,我又寫了一個電影文學劇本,題名《波特號商船》。諸位從標題亦可知,故事的背景又到外國去了。是的,這回跑得更遠,居然到了澳洲。我現在也很明白,當前不少編劇導演,為什么總喜歡拍一些古裝戲,原因是時代越久遠,大家越不熟悉的生活,越可以胡編亂造,我當時就深諳此道。至于有沒有受到《塔曼果》等影片的啟示,已不得而知了,總之,我虛構了一艘海盜船,一個叫卡菲的貴族小姐誤入船中,后來又與那位年輕的海盜船主有一段不尋常的經歷,經過十余載,始得返回故園的離奇曲折的故事。

        又到了春暖花開時節,某夜,與慕紅在村外散步,她忽然提到,她很喜歡電影《護士日記》,很喜歡王丹鳳。我當時想,為博紅顏一笑,我也可以寫一個可愛的護士給你看。到了4月,我完成了另一個電影文學劇本,叫《淮河激浪》。我的老天,淮河雖在中國,但遠在蘇北,安徽,河南一帶,我從未去過,可見又是胡編,而且,還是治理淮河的故事,又可見得不知天高地厚,不過,我自我感覺良好,還寫一詩贊曰:“動人曲折味無窮,激浪洪波未改容。今日影壇如見面,滿城爭說女英雄。”由此可知,戲中的主角正是我要塑造的治淮工地的女護士,女英雄。

        到了6月,我完成了一部估計近三十萬字的小說,名曰《風雨花城》。這回故事的背景是我熟悉的花城廣州了,但時代背景卻放到舊社會,依然是我這個“民國遺少”不熟悉的。不過,我看過一些黃谷柳,歐陽山,陳殘云等人的小說,虛構一番也不會太離譜的。內容寫了什么呢?我還是要憑借舊日寫的詩歌幫助記憶,詩云:“善惡由人奈哪何?無風滄海亦翻波。老巴老托如親睹,也嘆花城薄命歌。”“老巴老托”應指世界級的大文豪巴爾扎克和托爾斯泰,把這兩老也抬出,可知我的罪孽有多深!古有“紅顏薄命”一說,從詩中的“薄命歌”三字,可知此小說是寫了一位年輕美貌的女子的遭遇。寫到這里,我不得不聲明一句:我并非特別喜歡寫女性,皆因我的讀者女性居多,喜歡看同性的故事而已,不要有錯誤的推測。

         如果如此這般地再羅列下去,讀者諸君不感到肉麻至死,我也會羞愧欲絕而撞墻。幸虧到此為止,暫時輟筆。但不管怎樣,總結還是要做的,請看這詩:“十部傳奇血染成,風流文采眾心驚。誰言手握一桿筆,盡寫霜花雪月情?”“十部”不知是當時記錯,還是取其虛數,我只記得八部;“血染成”太夸張,但付出一定心血,是肯定的;第二句又是自贊,太肉麻;第三四句,似乎要表示自己不僅只會寫些“霜花雪月”的小說或劇本,還可以干點大事,這就屬于缺乏自知之明了。未來的歲月足以證明,我能夠過上平凡而又平穩的生活,已經應該謝天謝地了。當然,這一年多的寫作實踐,畢竟鍛煉了我的執筆能力,使我日后寫作時,一般可以不打草稿,雖還做不到“下筆千言,依馬可待”,但寫作速度還算較快的。

         

                                           (五)

         

        回頭再說,因何輟筆?原來當時慕紅申請出港一事,已有眉目,有些手續要辦,而我亦方寸大亂,難以專注,不如彼此都珍惜離別前的寶貴光陰吧。又如此過了兩月,到9月初,慕紅的申請終于批準,她要打點行裝上路了。我伴她同行,先在我家鄉陽江新洲沅安村停頓,拜見父母{可以想象當時我父母的驚喜和失望},住了一星期,我們再與我父母一起出廣州。我把她交給從香港回來的她的母親,再于次日在火車站送其出境,內中多少事,本文就不寫了吧。之后,我與父母一起赴南京我二哥二嫂處,我至10月下旬才離開,孤身游歷了常州,無錫,上海,蘇州,杭州,11月中旬才返回廣州。在廣州期間,又到過云浮{《我的音樂之路》有交代原因},肇慶等地,直到12月才返回“人面不知何處去”的勇士農場12隊。

        余慕紅離開后,那八部書稿亦已完成任務,我當時也不很珍惜,誰拿去翻閱都可以,后來,我還把《血淚天倫》等四本寄給了海南東紅農場我妹妹處。如果不是有什么特別事件,它們應該保存至今的。1975年4月,不知什么原因,又掀起了一場運動,名堂叫什么就記不得,反正那個時候政治運動一個接一個,我們也習慣了。作為身處祖國大陸最南端雷州半島的一介知青的我,按理不應該殃及。但運動的鋒芒卻從京城輻射至四面八方,也射及我們這一個小小的生產隊,不知怎的,隨著運動的深入,有人注意到我寫過的東西了!

        某天,我被叫到隊部,農場政治處一位干部以及隊里的領導在座。他們問了我一些問題,如:你最近都寫了一些什么?為什么寫?流傳到哪里?社會上有些手抄本如《少女之心》,《梅花黨》與你有沒有關系?……對于這一場面,我毫無思想準備,但前面的問題不難回答,雖然答來讓我有點臉紅,而且還不一定令別人相信;最后一個問題無法回答,因為我當時乃至現在都沒有看過那兩本書。之后,他們要我把書叫出來審查。說老實話,我那批書的內容,放到現在,和滿街滿店的書相比,肯定是小巫見大巫,“色情”的程度肯定比不上賈平凹《廢都》的十分之一。但畢竟里面寫了一些“男歡女愛”,而在當時的文藝作品中,這屬于禁區。試看看,李玉和沒有老婆,江水英沒有老公,雖說是“阿慶嫂”,但并無“阿慶”出現,洪常青和吳瓊花相愛最可能,但硬是到洪常青犧牲,也不讓他們單獨纏綿跳上一會雙人舞,這就是當時的文藝!把我的書稿送上去,后果難料。但我也不敢違抗,除了我寄給了妹妹的那四本,反正在手頭上的,我都上交了,唯有《花落花開》,我藏起不交。何故?因為此書寫一位青年音樂家流落香港的故事,雖則時代背景是舊社會,但很容易被認為鼓動人們偷渡香港,因為當時偷渡正成風,欲加之罪,就說也說不清了。那么,如何處置它?最簡單就是焚之。但也不能在大庭廣眾之中焚,須找一個快速毀尸滅跡的地方。我想到了連隊伙房的爐膛,那里經常燃燒著幾棵大的干木柴,把它丟進去,保證一分鐘之內解決問題。某天某時,我懷揣書稿,走到爐灶前,趁四下無人,迅速把它拋進烈火之中,只見一絲淡藍色的火焰升起,《花落花開》被熊熊大火包圍,很快成為灰燼。我忽然感到,黛玉焚稿,固然悲慘,但王文娟演得何等美,唱一句,焚一頁,而我,是采取一種多么粗暴的方式,連一點悲劇美也創造不出來,可嘆!

        另外,我即去信妹妹,請她也把那四本“焚之”,她回信說照辦了,只不知她如何個焚法。后來問起她,才知道她采取另一種焚法,但也談不上“悲劇美”:她分兩個中午,偷偷跑到膠林中的一個小石洞,讓它們化作飛灰,永藏于洞中。

        書稿上交后,可能上面有個審查的過程,沒有人再找我談話教育,只是隊里開會時,吳支書含蓄地提到“有的知青犯錯誤”之類的話。但我整天忐忑不安,不知會有個怎樣的結論,萬一戴上一頂“壞份子”或“反動作家”的帽子,那就慘了。不過我又想,“壞分子”一般有破壞活動,這帽子恐怕不恰當;至于后者,我應該不夠資格。終于,在某一個下午,吳支書把我叫到隊部,宣布了場政治處對我的處理,具體的話我當然記不清了,關鍵是定我什么罪。弄清了原來是這樣:我寫的書充滿了小資產階級情調,政治處予以沒收,委托吳支書在生產隊的大會上對我進行批評教育------聽到這個決定,我松了一口氣:總算沒有扣個什么帽子!關于那個“小資產階級情調”,如今的青年人肯定不知為何物,即使我們在當年,雖經常聽說,但也只能意會難以言傳。不過可以肯定的是,它是介乎于“人民”與“敵人”之間的一種罪名,我獲此輕判,已經是非常幸運的了。我當時想,如此輕判,原因有三:我的書的確找不到多少“反動”“黃色”的東西;把我“打倒”了,宣傳隊少了一個會編劇,作曲,伴奏的人{事實上日后我還有資格去宣傳毛澤東思想};我是個小人物,犯不著和我過不去。對于第三點,我忽然產生失落感,不是嗎,我連定罪的資格都沒有!------又想到那些書稿,雖然沒有什么藝術價值,但畢竟是我和慕紅愛情的結晶,可憐如今落得這樣的結局。打倒“四人幫”后,我曾追問那批書稿,但上面說不知去向------

         

                                        (六)

         

        我之后的文學活動,主要是看書和寫詩,尤其是看一些關于歷史的書,寫寫詠懷古人的詩,如一首叫《讀史得古人雜詠十八首》的詩,寫了秦始皇,趙高,司馬遷,李陵,蘇武,曹操,諸葛亮,柳宗元,劉禹錫,白居易,王安石,鄭思肖,龔自珍,魏源,嚴復,譚嗣同,袁世凱,張勛等。《讀〈詩品〉得十三絕句》寫了陳思王,謝惠蓮,謝靈運,謝玄暉,阮步兵,嵇中散,顏延之,鮑明遠,江文通,石季倫,吳邁遠,謝世基,戴安道等。

        1975年11月,我接到父親在家鄉病重的消息,即趕回去。在本文的開端部分,我寫過我的父親,后來就絕少提了,在此作些必要的交代。1968年11月,我和妹妹先后離家遠去,父母便相依為命,雖然我大哥也在廣州,但他也有家庭,自顧不暇。1971年4月,林彪發布1號戰備命令 (不知是否林的主意),把城市中的“牛鬼蛇神”通通趕到農村去,我父母不能幸免,于是回到他離開了二十多年的家鄉,接受貧下中農的監督勞動。幸而鄉親們對他倆還好,沒吃太多苦頭。1974年,忽然有落實政策的喜訊,父親平反,恢復干部待遇,就地退休。雖然就地退休回不去廣州,但能平反變回“人民”,已是不幸中之大幸了。同年9月,父母得以到南京一行,住了幾個月,到了3月才返回。他當時心情很好,從給我寄來的唱和詩可知,詩云:“塵海浮游六十年,曙光照我見青天。寒冬過后風和暢,白發龍鐘意泰然。玄武湖濱迎遠客,紫金山下憶從前。應知到底家鄉好,最羨籬邊石上眠。”{父注末句出典:陶潛家居時宅邊有一大石}。可惜,自由的日子沒過多久,11月得病,我們回去幾天后,他終于17日去世,享年70歲,葬在家鄉的土地上。我整理出他所遺詩稿一部,題為《沅安老人遺集》;另有一冊是他向造反派交代的材料,甚長,可以了解到抗戰的歷史和文革初期的情況,我題為《顯唐先生遺稿》,準備日后研究并作批注,但25年過去,還未能完成此心愿,如今有了電腦,做起來應該方便些,故在此文中,父親的事就不作詳敘了。

        父親去世后不到兩個月,一個晴天霹靂痛煞國人:1976年1月6日,我們敬愛的周總理去世了!周總理是唯一的我一想起一提起就要哭的人,即使此刻,我亦喉頭哽咽,熱淚縱橫,可知當年我和全國人民是如何的痛徹心肝,此刻我亦再難寫些什么,將當年的一首詩記下吧:“噩耗倐傳腑肺摧,青天目盡淚空垂。英豪一代當稱汝,赤縣千秋剩有誰?操節已經山岳鐫,勛勞常待后人追。哀詩夜駕長風去,赤子鞠躬在遠陲。”之后的日子,我在極度的悲哀中,依然讀史,寫詩,等待------終于,中國在經歷了一場大地震后,揪出了四只禍國殃民的大豺狼!無論用什么語言,都難以把當時人民的狂喜心情以及場面描述得準確透徹,當時產生了大量的詩作,我記得作家吳有恒有兩句,可以用作概括:“連朝連日喜如狂,捉了江青張姚王。”我亦不例外,以詩詞盡抒胸臆。受壓抑多年,無所適從并作過不少自責自貶的郭沫若,曾興奮地寫了《水調歌頭》一詞,我不禁也和他一首:“骯臟千古事,污穢四人幫。一窩花蛇毒蝎,橫行甚囂張。另立女皇內閣,迫害賢相忠臣,黑手遮天光。賊眼露謀機,日夜夢黃粱。    舉鐵拳,揮巨棒,打兇狂。王張江姚被掃,神州盡朝陽。載歌載舞歡呼,為國為民除害,前程更輝煌。八億人所向,紅色黨中央。”在往后的日子里,盡管我還遇到不少坎坷和挫折,但這不過是我個人的遭遇,人民得到解放,國家走上正軌,這是比什么都值得欣慰,值得高興的事情。

        當年12月到77年1月,我又踏上北上探親的路途,盡管當時“極左”思潮還沒清除,但畢竟堅冰已經打破,春風初度,我所經過的廣州,上海,南京等地,被禁的電影重新上演,被禁的書籍出現在新華書店,消失了多年的老藝術家又站在了舞臺,人民公開地深情地緬懷周恩來等去世的無產階級革命家。不久,平反冤假錯案的工作鋪開,無數蒙冤受屈多年的各界人士得到解放,文化大革命的罪惡得到清算------

         

                                      (七)

         

        我回到農場后,除了參加文藝宣傳隊外,主要是不失時機地看書,看電影。我看了車爾尼雪夫斯基的〈怎么辦?〉,伏尼契的〈牛虻〉,巴爾扎克的〈高老頭〉,趙樸初的〈片石集〉,朱德,董必武的詩選,〈三國演義〉,〈中國通史〉等。而電影,那時重放的甚多,象〈董存瑞〉,〈達吉和她的父親〉,〈我們村里的年輕人〉,〈林則徐〉,〈風暴〉,《霓虹燈下的哨兵》,《枯木逢春》等數之難盡,雖然幾乎都看過,但重新再看,則別有一番滋味,只要在場部或附近生產隊放的,我都去看了。有些外來電影,更引起轟動,我舉兩例,一是香港拍的〈屈原〉,彩色寬銀幕,鮑方,鮑起靜父女演得十分精彩,看得我們如癡如醉;二是日本電影〈望鄉〉,說是反映日本妓女的,當時只在場部的一臺電視機播出,卻引來數百上千的觀眾------

        除此之外,我還堅持寫作。有關禍國殃民的“四人幫”,我覺得光寫幾首短小的詩詞還不足以表達我對他們的憎恨,也不足以把黨和人民與他們所作的殊死斗爭反映出來,于是,在1977年8,9月間,我用舊體七言詩的形式,寫了一首叫《狂飆曲》的長詩,分序幕,第一章四賊登場,第二章兩軍對壘,第三章清華妖霧,第四章十里長街,第五章廣場風暴,第六章豐唐悲歌,第七章巨星隕落,第八章生死關頭,第九章風卷殘云,第十章十月狂歡,第十一章春暖花開,第十二章歷史豐碑及尾聲。洋洋灑灑,不知多少字,總之,不把心中的悲憤與歡暢表達出來則不罷休。

        1978年7月底,看了徐遲的報告文學集《哥德巴赫猜想》,如飲甘露。內有一篇《祁連山下》,寫著名畫家常書鴻在敦煌的故事,文字清新,情節動人,讀罷思潮難平,于是,決定把它改編成電影文學劇本。從8月1日動筆,到12日脫稿,即寄與徐遲先生,并詢問他可否允許改編。不知什么時候徐先生退回稿子,附有一信說,誰改編都無所謂,有電影廠愿拍就行。當時此稿放著,似未寄出。改編完《祁連山下》,8月22日至30日,又完成了一部電影文學劇本,叫《為了光明的中國》,參照報上一些英雄事例,反映與“四人幫”斗爭的內容,8天業余時間寫出一劇本,可見多么粗糙,但也敢寄到《人民電影》雜志,當然數月后退回。到了10月間,又完成了電影文學劇本《南昌起義》,寄往八一廠。諸位,八一南昌起義這么大的題材,是我這樣一個無名鼠輩能寫的么?而我那時偏偏不知天高地厚!此稿數月后退回,理所當然。

        回頭還得說說我自學英文一事。在中學階段,我學的都是俄文,我覺得這是一種十分難學的語言,但我還算學得好。初二時某一節俄語課,我和另一位同學被李振邦老師叫起朗讀課文,實質我演繹文中的蘇聯人,同學演繹中國小孩。當我們表演完了以后,李老師豎起大拇指稱贊道:“俄佬讀得好,俄佬讀得好!”從此以后,我得了一個綽號叫“俄佬”。但俄語學得再好,因中蘇關系惡化甚至打仗而變得毫無用處。到農場后,有些初二級的同學是學英語的,還帶有課本,于是,使我產生了學英語的念頭。于是,我拜知青梁繼興為師,他只懂得一點皮毛,不久,我就走上自學之路。所謂自學,其實是瞎學,尤其讀音,難以準確,不過,語法及文章理解倒容易掌握,我就是這樣,以一種重讀寫輕聽說的方式學下去。收獲總是有的,幾年下來,我掌握了不少詞匯,一般簡易的文章都能讀下來,1972年間,我在磚廠工作,學習英語的勁頭更足,甚至想過用英語來寫一些小說,終因志大才疏而失敗。之后,反而老老實實地學了。

        打倒“四人幫”后,1977年11月,高考恢復,這對千百萬知識青年來說,是一個特大喜訊。當時,我已29歲“高齡”,也想通過高考離開農場,步入大學的校門。12月,我走進設在南華農場的考場。這次考試考了些什么,考得怎么樣,我有《考場七章》記其事,今天再看看也有點意思,不妨也供諸同好。  

        其一:“考場內外氣氛濃,八百人兒斗筆鋒。感慨何來縈腹內?老儒羞坐少年中。”其二:“語文一目已明暸,自幼常吟風與騷。筆走龍蛇依馬待,離題但恐萬千遙。”其三:“數學荒蕪十一年,縱橫錯雜理難全。大題七道原來少,一半骨頭未啃完。”其四:“政治考題不甚難,提毫揮舞過關山。素來放眼天下事,理論高談若等閑。”其五:“史地何曾斷我思?古今中外本無奇。粗心大意不求穩,錯把蘇俄換幟旗。”其六:“英文自學有功夫,卷上難題視若無。考場寥寥十一子,神情數我最閑娛。”其七:“題名落第兩無妨,處處辛勤有課堂。活到終年學到老,一分微熱發分光。”

        從上述詩中,可知我的數學考得甚差,其他應不會差。到1978年1月放榜時,我卻名落孫山。何解?我反復分析得出結論:我做了一件足以影響一生的錯事,這就是我填報志愿的時候,自以為是,夜郎自大,竟然報了復旦大學,而且還是英語系!我后來才想到,上海的知青那么多,怎么會錄取你這個考分并不是很突出的廣東人?真的,如果我沒有自學過英語,就不會狂妄到報考英語系,從這一點來說,又正是英語惹的禍!一個錯誤的學校加上一個錯誤的專業,這種舍近求遠,舍特長求僥幸的愚蠢做法,注定了這次高考的失敗{有沒有政審及其他的因素則不得而知}。我當時悔恨,隨便填報廣東的一所大學的中文系,說不定都能考上!

        幸好挫折遇多了,心理素質也顯得越發堅強,這從《落第抒懷》一詩可以看出:“大學名單來,余在孫山外。晦氣正當頭,命運交華蓋。考時又粗心,結果招失敗。落第應無妨,繼續朝前邁。學習在個人,勤奮收益快。我已非少年,偷閑最有害。一寸值一金,光陰能永在?目光放久長,才大終能賣。”我過去乃至現在都這么認為,要成才,外因機遇固然重要,但如果沒有自強不息,積極進取的精神,也是枉然。這不是一種只可用于對學生的說教,其實是最普通的真理。上山下鄉這么多年,毀了萬千年輕人的寶貴青春,大部分人是帶著一副疲憊之身和一個空虛而又復雜的頭腦回城的,干著最粗重的活兒,匆匆結婚生子,而當子女還遠未畢業工作,他們又須面對社會淘汰而下崗,這是許多知青一生的生活軌跡。當然,也有不少青年,以“廣闊天地”為“勞其筋骨”,鍛煉成長的熔爐,后來果然大有作為,成為各行各業的佼佼者。每當知青聚會,表現出對那段歲月最追懷的,往往是這一類人。不過,話又說回來,知青生活,畢竟是當過知青的人最難忘的,在我們知青聚會中,等級觀念沒有了,大家仍按舊日排座次,把“處長”偷雞,“部長”摸狗的“臭底”盡揭,指使“經理”“主任”做這做那,而這些人,也忽地恢復了他們天真爛漫的本性,而在他們的王國里,他們會是何等的頤指氣使,道貌岸然!不過,這已屬題外話,在此打住。

         

                                           (八)

         

        在農場期間,作為一個普通知青,要想高攀大作家,當然很難,我只嘗試過和詩人李瑛通過信。在“四人幫”時代,李瑛是少有的還能寫詩還能出書的詩人{不知余華先生有否逼他懺悔},我買了他的一本《北疆紅似火》,一本《站起來的人們》。這兩本詩集都是“極左”思潮的產物,那是無疑的,但我讀著,覺得還有點詩味,于是,班門弄斧地對兩詩集作了不少評點,提出一些修改意見,給李詩人寄去,并不期望有回音。不料,1977年2月,李瑛給我寄來一本有題詞簽名的新詩集《進軍集》。之后,我就不便打攪他了。而和我真正成為文友筆友的,當然應是處境相近的人,我有這么幾個。

        一是同隊女知青張穗芬的哥哥張穗強。我認識他肯定是因張穗芬,但在什么時候什么機遇認識就無從記起了。他在廣州工作,與我應有城鄉之別,但文學的愛好使我們成了筆友,互相時有詩文往來。后我回廣州探親時到他工作的中山大學與他見了面,是一個高大英俊的青年。我到湖北之后,我們的聯系中斷,相信他應大有作為的。趁寫此文,找出一首寫于1977年4月的《水調歌頭》“題29歲生辰并和中大張君”的詞,抄錄于此,也可紀念我倆昨日的友誼吧:“獨飲天涯水,身在南海邊。回首風云歲月,還剩幾華年?空留一腔怨恨,豈有涓埃報國?惆悵望春顏。漫步池塘靜,篁竹落水間。    星河渺,寒蛩切,夜難眠。風塵千里,桂魄隨心又團圓。都嘆情深意重,也嫌遁世孤高,誰復解襟前?武侯無三顧,雄才若輕煙。”這首詞是否規范,寫了些什么,我就不作評論和解釋了。

        另一是與我妹妹陳賢芳同農場的廣州知青吳寶祥兄,筆名嚴爾。他年紀比我大些,經歷比我更坎坷些。他于1964年先到寶安縣插隊,后又被遷往海南,因對文學有愛好,當上了一名小學教師。他因我妹妹的關系,和我也結成文友,時有書信詩作交流。他79年初才回廣州,但又被安排在市郊鐘落潭的一個養雞場工作,由是又蹉跎了數年,最終因他有深厚的古文及古漢語知識而以高中學歷當上了佛山師范學院的教師。我于1981年1,2月間從湖北回廣州探親,才和他在筆交近十年后見面。一副典型的學者形象,但并不文弱。后來我調回廣東中山教書,我教的學生又考上他的學校成為他的學生,這也算佳話一段吧。我們倆都很晚才結婚生女,他的女兒比我的還小,這一點,又是我們共通的。前些年,我們時有互訪,近幾年,不知何故信息漸稀,在此,我遙祝嚴爾兄身體健康,家庭幸福。與張君一樣“待遇”,我也抄錄1975年1月所寫的《水調歌頭》“和海南吳君”一首,以紀念我們舊日的友誼:“陶然數杯酒,酒酣望遠山。星河渺渺依舊,塵世又經年。細步蕉叢竹澗,別夢繽紛如畫,異鄉嘆月寒。醉罷魂飄舞,總是落人間。    蟲嘖嘖,風嘯嘯,夜難眠。神靈莫及,偏逢缺日早催圓。放眼環球變化,留意身旁事物,目光會周全。傲骨余曹有,隔水共嬋娟。”與張君不同的是,可能我與他處境心境更接近些,我后來到了湖北工作,與嚴爾君仍有唱和,且看這首寫于1981年6月的《寄嚴爾君》:“何須把酒嘆人生?唯有揮鞭趕路程。不肯詩心長寂寞,新篇筆下盼功成。”這些詩詞寫了些什么,則讀者隨意揣度也無妨。

        在我詩集中,有一首寫于1977年12月的《寄海南金君》的詩,在此,我還想引出這位“金君”。先看我這首七律:“寒冬過后滿春光,萬物更生喜欲狂。舉國歡呼華統帥,億民怒討四人幫。君能放眼于天下,我可吟經在寺房?松木未曾枯朽盡,精雕還作廈中梁。”金君,名為金一虹,北京知青,遠赴海南我妹妹的農場,可能祖籍在江蘇常熟,被我妹她們借用《沙家浜》中的一句臺詞,稱她為“常熟城里有名的美人”。我與她曾在廣州火車站的月臺上謀過一面,“美人”稱不上,但一副女學者的氣質在當年女知青中并不多見。我和她認識,肯定因我妹的關系。1976年初,我妹已遠嫁黑龍江,而她于1977年12月仍在海南,是可以肯定的,有詩為證;當時我與她仍有通信,這又是可以肯定的,有詩為證,不然我怎么知道“君能放眼于天下”?其實,此句在原稿中是“君正運籌筑大廈”,大概是她告訴我她有些什么大志和大計,可惜當時的信都無保存。后來我覺得這句詩既不合平仄,又可能會引起別人誤解,以為她調到了建筑隊建房去了,故改過來。金一虹女士顯然是屬于那種既有才華,又有遠大志向的知青,不久,她考上大學,離開農場,后來在南京工作,成為了一位頗有名氣的社會學家。我后來雖然與她沒有聯系,但我還是感激她在艱苦的年代里給我的鼓勵,正因為“君能放眼于天下”,才使我有了不甘“吟經在寺房”的奮發,以及爭作社會棟梁的決心。

         

        荊州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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