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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賢芳

        張穗強先生的知青情結令人感動。我的三哥陳賢慶寫的《[南燕北鷹]帶出的四十年情誼》一文,已作了清楚的講述,余下就是談談我作為“當事人”的一些記憶和感受。

                             相識交往

        我是1968 11月下鄉到海南島東紅農場的, 1972年與下鄉到黑龍江的上海知青裴海榮建立了戀愛關系,由于海榮是那么熱愛北大荒,我們商量好將來把家安在黑龍江農場。在與賢慶的日常通信中,多次提到一位知青筆友張穗強也下鄉在海南島加釵農場,對我的“故事”感興趣,希望有機會的話見見面。幾年過去了,沒有遇到機會。19762月,我利用探親假去上海與裴海榮登記結婚,從海南島路經廣州稍作停留,有一天,一位身材高大的客人登門拜訪,他——就是張穗強先生。

        初次見面,他給人印象朝氣蓬勃,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很陽光、很帥氣”,交談中,他快人快語、思路敏捷、目光睿智,這一年,很多知青開始返城,他也考上了中山大學讀書,已離開海南島回到了廣州,相比之下,我這位從未謀面的“海南農友”卻要遠嫁到北大荒成家立業,他對我的決定難以理解,很直率提出了一些他的想法,比如:他“有點懷疑,七十年代知青扎根(邊疆)先驅們的壯舉會給社會帶來多大的改革?”他“不止一次地想,這些有志氣、有抱負、有文化的青年人,為什么不能成為文學家、科學家?……而要成為社會潮流的產物呢?”處在那個思想禁錮的年代,張穗強提出的問題的確夠超前的,我驚訝之余,沒有多說什么,他是來祝福我的,除了感謝他,我只能回答:去北大荒的主意已定,走一條自己選擇的道路。

        在上海登記結婚后,我和海榮還是返回各自的農場,不到一年后,海榮享受探親假到海南島接我去北大荒,我們又路經廣州,即將離開生活了二十五年的第一故鄉廣州、第二故鄉海南島,我的心情忐忑難舍。當時我的父親已經去世,母親住在南京二哥家,三哥賢慶仍在雷州半島的勇士農場,廣州的親人主要是大哥一家。這天晚上,我和海榮、賢慶攜大哥全家人去附近的“艷芳照相館”拍照,剛出門,張穗強急匆匆趕來,他是特地來向我們道別的,他站在照相館外等候我們多時,說了很多祝福的話語,場面多少顯得有點“悲壯”,臨別,他交給我們一封信,我保留至今,其中寫道:“祝賀你們踏上新的戰斗征途。你們——今天的北大荒主人,走的將是一條新的道路。無數艱難曲折將會向你們撲來,請張開雄鷹的翅膀,勇敢地沖向燦爛的未來。……請相信,一切真誠和正直的青年伙伴都會象我一樣為你們的果敢行動而欽佩。”

        這一天,是19761231日。

        人和人相識交往靠的是一顆真心,他是毫不掩飾擔憂牽掛我們的,他的真情實意銘刻在我們心底。也可以看出,當年的張穗強先生講情誼,很激昂,有點浪漫。

                              精神鼓勵

        這一幕距今已經過去三十五年了。(期間我在北大荒生活了17年,)這里有必要回顧一下當年啟程赴黑龍江的背景情況。那時候,十年文革剛結束,“四人幫”的各種路線、政策還沒撥亂返正,一般來說,決定調到北大荒農場,那就意味著一輩子扎根在那里,作為我個人,從零上30多度的海南島去到零下30多度的北大荒,氣候環境的適應就是首要問題;工作條件方面,我在東紅農場場部擔任機關生產處統計員,而海榮還是生產連隊的統計員,新家要安在連隊,講好調動過去先從農工做起,對于我這個南方“弱女子”,這是第二個考驗,我也擔心自己能否挺得住。家人雖然尊重我的選擇,但真的要動身,母親暗自流淚,三個哥哥牽腸掛肚。當時根本想象不到有朝一日能去讀書、有朝一日能調回城市!千里迢迢,哪怕回來探親也是不易之事,難怪驚動了我們廣州十七中的多位“名人”—— 原高二(1)班的熊園園校友文革前是我們班的輔導員,一直關心我的成長,文革中我和他盡管不同派別,但他和黃飛鵬來了、王希哲夫婦等二十多位同學也來了,兩派的“頭頭”同時來探望我,和我道別,令我受寵若驚。

        理解是一座橋梁,精神力量的作用是無窮的。正是因為有如同張穗強那樣的一大群知青朋友給予的支持和鼓勵,使我勇敢踏上征程。到了北大荒以后,一步一步戰勝生活、工作、學習上的無數困難。很快,迎來了1978年三中全會的召開,正式宣布結束了十年文革動亂,國家走上了改革開放的大道,我們個人也得以走上人生發展的正軌。

        這期間,張穗強與我們還有通信,1981年他到上海出差.還特地到裴海榮家,向裴母打聽我們在黑龍江的情況,如同很多好朋友一樣,關心我們的一切,令人感動。

                            關于《南燕北鷹》

        與張穗強的知青情結還緣于一首長詩《南燕北鷹》,這是三哥賢慶送給我們的結婚禮物。19763月我們在上海登記結婚時,“四人幫”還在臺上,物質極端匱乏,賢慶擅長文學,送我們一首賀詩,既真摯又浪漫,我們很感謝他。如果我默默收藏下來,那后面什么事情都不會有。偏偏我所在的東紅農場場部有個“文學青年”小圈子,如北京知青金一虹、廣西知青張曉陽、廣州知青劉平、潘路米、吳寶祥、周善恒等,(他們后來學業上都很有建樹),賢慶因為喜歡寫詩,包括長篇抒情新體詩,很想聽聽反響,于是這首長詩在小圈子中傳閱,便有了多人的“讀后感”,(包括裴海榮本人),有必要說明,他們的評論是“四人幫”跨臺前寫的,思想觀點自然有一定的局限性和時代烙印。不論各人的觀點正確與否,我同樣深深感謝他們。

        一年后,手稿落到了張穗強手中,他是最后一個發表評論的。事后得知,縱然歷經家庭變遷,這份手稿以及多位朋友的“讀后評論”仍完好保存至今。有意思的是,35年后重讀這些“讀后感”,我個人體會,張穗強當年寫的《我的偏見》,今天看來,盡管某些用詞有點“過”了,但最有份量,其基本觀點正確,無可辯駁,。比如:針對有評論《南燕北鷹》是“深深蓋上了小資產階級的烙印”“小布爾喬亞”“不該寫這種題材”……張穗強鮮明反駁:“在文藝百花園中,我想這樣的作品是完全可以見世的。為什么作品就非要大紅深紅不可呢?”“文藝家們,讓作品多姿些吧!不要總把政治風云中的色彩套入作品欣賞中來,這樣會損壞美學的。”

        看來,張穗強先生是一位善于思維、思考、思辯的人。

         

        歲月需要回憶,朋友需要相聚。2009年,張穗強在香港接待了我的兒子裴小川;同年10月,我們在上海也見到了他的夫人梁永坤女士。201112月,我和海榮、賢慶有幸在香港與張穗強相聚,大家都很激動,當年二十多歲的我們,如今都已花甲之年,我的眼前不時浮現著197612月張穗強與我們道別的情景,分別35年了,怎能想到年老了會在香港相逢!一種“殊途同歸”的感受頓時油然而生。忘不掉的是過去的記憶,不能更改的是進行中的現在——得知張穗強先生已正式退休,仍致力“知青問題”的研究,這是十分難能可貴的,相信他一定能出成果,因為他深懷知青之魂。

        在此,謝謝張穗強、梁永坤夫婦!衷心的祝福您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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