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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革命與逍遙的日子

                                         ——我的中學生活回憶(61.9—68.11)

                                         陳賢慶

                                              (一)   

            1966年3、4月間,當黎康喬、楊正平、李愛倫、謝美婷等高三年級的同學正在緊張地復習,準備報考大專院校時,社會形勢出現了很不尋常的變化。

          早在1965年的11月10日,當天的上海《文匯報》就出現了一篇題為《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的文章。《海瑞罷官》是一出歷史劇,評論評論也是很正常的事,對于善良的人們來說,這不過是文藝界的文藝批評而已,盡管文章的語氣并不友善,矛頭還指向歷史學家、北京市副市長吳晗。政治嗅覺靈敏的人,或許從文章的作者“姚文元”三字會悟出點什么,但是,對于普通的高中學生,實在是不會太注意的。到了1966年的3、4月間,全國的政治氣氛似乎有點緊張,報上那種“批判性”的文章多起來,字里行間都含有濃重的火藥味。由于當時的中國經常搞政治運動,即使是普通的高中生,也司空見慣,因而,也并不太在意。

           1966年5月10日,上海《解放日報》和《文匯報》同時刊登了姚文元的另一長文——《評三家村——〈燕山夜話〉〈三家村扎記〉的反動本質》。這篇文章刊登后,全國各地的報紙都轉載,一時之間,弄得山雨欲來風滿樓。文章所指,并非三個普通人,都是北京市的領導人,吳晗是副市長,鄧拓是書記處書記,廖沫沙是統戰部長。此三人,被指“合股開了黑店”,進行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活動。盡管,共產黨內也不時有大人物倒臺,如國防部長彭德懷等,但當我們聽到鄧、吳、廖三人也是“壞人”時,依舊是感到很震驚的。

           5月16日,報上發表了一份更加震撼性的文件:《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當年,中共中央也不時會有些“通知”,但多是通知到黨員,何以在報上大張旗鼓地發表?再看那通知的內容,原來不是一般的“反貪污”“反浪費”“反右傾”等小打小鬧,而是號召全黨全國人民,高舉無產階級文化革命的大旗,徹底揭露反黨反社會主義“學術權威”的資產階級反動立場,徹底批判學術界、教育界、新聞界、文藝界、出版界的資產階級反動思想,奪取這些文化領域中的領導權。這就是著名的“五一六通知”,標志著文化大革命的開始。

           我們的這些文化領域到底怎么啦?這真是一個令人震驚的文件!我們,應該是絕大多數的中國人,他們所看到的當時的中國,卻是一派歌舞升平、國泰民安的景象,即使是文藝界,也無什么不妥,《青春之歌》《林海雪原》《紅巖》《野火春風斗古城》《三家巷》等小說;《上甘嶺》《英雄兒女》《打擊侵略者》《風暴》《燎原》《五朵金花》《冰山上的來客》等電影,《劉胡蘭》《江姐》《年輕的一代》《紅色娘子軍》等戲劇;《東方紅》《長征組歌》等史詩,正激勵著全國人民在努力學習,努力工作,誰能想到,文化部是“閻王殿”?廣大的教育工作者,正辛勤地培育著祖國的花朵,我們中小學生,并沒有“應試教育”的束縛,反而有許多參與社會實踐的機會,每個學期的“學工”“學農”,尤其是那一周的到附近農村與農民“三同”的“農忙假”,使我們得到真正的鍛煉;“學雷鋒,做好事”,是我們自覺的行動,不會象現在雷鋒“三月來,四月走”。當時的教育部,怎么會被“資產階級掌了權”?總之,我們看不出有發動“文化大革命”的必要!但是,經領袖一點撥,我們才醍醐灌頂,豁然開朗,驚出了一身冷汗!是啊,不把那些被“壞人”奪去的權重新奪回來,勞動人民就會吃二遍苦,受二茬罪!

           雖然有了一個“通知”,但這場“文化大革命”怎么搞,誰也不知道,連國家主席劉少奇也不得不承認:老革命遇到了新問題。不過,運動的策劃者會教你們怎么搞。通知發出了幾天,5月20日,北京清華大學附中成立了全國第一個紅衛兵組織——“清華附中紅衛兵”。也有資料說,清華附中是在5月29日在北京圓明園廢墟成立,還弄得頗有神秘感的。這批紅衛兵,都是干部子弟,從內部渠道看到毛澤東和王海容的一系列批評教育系統的言論,于是,這批紅衛兵,要“保衛毛主席”,“保衛紅色江山”。當然,那時,他們不可能知道,這場革命最終整到自己老子的頭上。這是后話。

            既然這“紅衛兵”是如此的神圣,如此的光榮,當然不能只是你們當而我們不當吧,于是,北京大學附中的學生也紛紛組織了“紅衛兵”。你北京的學生可以當“紅衛兵”,我們天津、上海、武漢、廣州、成都、哈爾濱的學生為什么就不能當?6月初,廣州的干部子弟比較多的中學,如八一中學、華師附中等,便出現了紅衛兵組織。于是,一夜至幾夜之間,“紅衛兵”組織風行全國!不僅中學有,大學有,工廠、農村也有……既然學生們都當“兵”了,要想他們安心地坐在教室里讀書(何況還是讀資產階級的書!)也難!當時,我們都處于精神亢奮之中,腦子里盡是想著怎樣“緊跟……”如何“捍衛……”,以及到哪里去弄一件綠軍裝,一只紅袖章……茫然不知所措的,恐怕是校長和主任,不知該不該批評那些忽然無組織無紀律的學生;還有那些老師,上課時間到了,不知該不該去教室。

           社會無序,學校無序總不是正常的事,于是,主持中央工作的劉少奇、鄧小平等,便指令各地派出“工作組”以維持秩序。這是共產黨管理群眾、控制局面歷來都行之有效的一招。運動初期,我校也進駐了工作組,記得有位工作組的組長(或組員)的名字叫“譚冠”。這名字不能說不好,但廣東人把“痰盂”喚做“痰罐”,那么,“譚冠”這名字就變得不雅了。劉、鄧指令派出的工作組,想不到,這次是短命的,為何?且看下面所寫到的一件轟動全國的大事。

           也就是幾天之后,5月25日,在全國著名的高等學府——北京大學內,貼出了一張轟動全國的大字報——《宋碩、陸平、彭佩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了些什么?》,寫大字報的,是北京大學哲學系的黨的總支書記、一位不知所謂的女人聶元梓,簽名的還有六人。宋、陸、彭是何許人?是北京市委大學部及北大的校領導人,如果下級可以公開貼大字報質問和“揭發”上級,那么,社會必然亂了套。偏偏,這大字報受到了領袖的肯定和贊許,稱為“革命的大字報”。那時,領袖的一言一行一舉一動都是指揮棒。5月27日,廣州華師附中造反學生的大字報就出現了。6月2日,北京清華附中署名“紅衛兵”的大字報也出來了。一時間,全國城鄉,大字報鋪天蓋地,洛陽紙貴,一股貼大字報、批揪黨委領導的“革命之風”開始風行全國。我們當學生的,不管平時對學校對校長對老師有怨無怨,也緊跟潮流,一顯身手,平時學到的“作文技巧”派上了用場;平時沒有認真學習其實也沒有安排學習的書法,現在悔恨太丑陋了。

           也還是幾天之后,5月28日,中共中央又發出了一個“通知”:《關于中央文化革命小組名單的通知》。通知宣布,中央決定設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組,隸屬于政治局常委領導下。組長:陳伯達,顧問:康生,副組長:江青、王任重、劉志堅、張春橋。組員有王力、關鋒、戚本禹等。中央設立中央文革小組,意圖已很清楚了,就是要另找一幫人,去凌駕于政治局、書記處、國務院等機構,如同過去的皇帝遇到難題時,選派欽差大臣一樣。這幾個人,除了國務院副總理、湖北省委書記王任重,解放軍政治部副主任劉志堅中將(其時已取消軍銜)外,都是些有點怪異的人,奸相已畢露于臉,如陳、康、張;而那第一夫人江青,不知怎么忽地大紅大紫起來,文藝界出身的她居然穿起了一套軍裝,真的說不出什么怪味。閱歷豐富,精通歷史的人,一看到夫人干政,就知道國將不國,但我們普通的中學生,怎么會想得那么深透?恨不得“阿姨”“旗手”,喊得親切!還有一個人,我一直沒有提到,現在不可不提,那就是林彪。林彪是一位共和國元帥,有不少傳奇的故事,然而,解放后,他很少露面,不象陳毅元帥、賀龍元帥、葉劍英元帥等經常出現在報刊和電影新聞中,國人并不很清楚他的真容,想不到,此時,他忽然被提拔為副統帥。當得上“副統帥”。一位威名遠播的戰將、元帥,總該高大威武吧,然而,國人看到的,是一位干瘦矮小的人,一臉病態。但是,平型關、平津、遼沈戰役大捷的光環,仍在籠罩著他的禿頭,大家還堅信,英明領袖選拔的接班人,肯定沒錯!(如今看來,林彪也可能只是毛澤東利用來打擊異己的工具,可能也和劉少奇一樣也是一個受害者)

          派往各地的工作組被撤回了,全國將會出現一種什么樣的局面?

                                              (二)

             6、7兩個月,該是中學生期末考試以及中考、高考、放暑假的時間吧,可是,1966年的6月和7月,我們正經歷著“瘋狂的日夜”。

            先說廢除高考的事。1966年6月1日,北京市第一女子中學高三4班學生為廢除舊的升學制度給黨中央和最高領袖寫了一封信。6月11日,北京市第四中學高三5班也寫了一封同樣內容的倡議書。盡管“考試制度”已飽受批判,如“把學生當做敵人”、“公開襲擊”、“定期襲擊”,使學生“只鉆書堆,不問政治”等罪名,但是,武斷地荒唐地廢除了高考,會有什么可怕的后果呢?那些學生們是不會考慮到的。然而,如此荒唐的提議,居然了得到最高領袖的同意,于是,眼看著就要到來的當年的高考就被取消了,此后的高考制度也被廢除了,當然,連帶著的中考,以及一切考試,也廢除了。其實,也就是學校也停課了,青年人可以不用上學了,不可思議的事一件件一樁樁地在整個中國大地發生了。

            本來,那些事已過去很久,現在再提起,還要涉及到一些當事人,還是不寫為好;但是,我這篇文章已寫到這里,似乎已到了騎虎難下的地步,我相信,文中涉及到某些人和事,都已成歷史,只要不是惡意抹黑,大家是可以諒解的。

           由于是“文化革命”,當然就得破除舊的東西,于是,一場轟轟烈烈的“破四舊”運動開始了。何為“四舊”,我想了半天才想起,那就是“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這四種東西確實不好呀,破之有何問題?但是,事實并非如此,當時要破的,是文革領導者認為的“封建主義、資本主義、修正主義”那些東西。而現在的年輕人,肯定無法理解,所指的是什么,尤其什么叫“修正主義”,我們在當年也沒有弄清楚,現在就更無法弄明白了。這么說吧,現在你覺得是好的、美的事物,如書籍,如電影,如名畫,如古玩,如唱片,甚至花鳥魚蟲,甚至皮鞋連衣裙,再包括春節、清明節、中秋節……當年都要掃除、毀滅,如同柬埔寨的波爾布特、阿富汗的塔利班的所為。不同的是,去掃除、毀滅那些“四舊”的,都是受過十多年教育的有文化的青年學生,他們虔誠地、滿腔熱情地去做著比秦始皇更大的文化破壞,因為他們相信,“破四舊”之后,就會“立四新”,那是何等美好的前景啊!杜同學等女同學記得,她們曾被人帶到仰忠街的一戶人家,那主人據說過去是個“資本家”,她們把他的家具和物品從樓上搬下,弄到卡車運走,至于運到哪里,她們并不關心。隨后,她們又到了一個中年尼姑的家,好好的公民不做,為什么偏偏當尼姑?肯定不會是好人,于是,受街道某些人的指使,她們在她那簡陋得不能再簡陋的小屋里,還是掃除了一批物品。那可憐的尼姑站在一旁,神情呆滯,恐怕這事件之后,她會不久于人世。想想這些平時多么溫柔可愛的女學生,如今穿上半舊的草綠軍裝,系上粗闊的軍用皮帶,說話的聲調也不自覺地提高了幾度,不時還蹦出一兩句“他媽的”罵人的話,讓善良的人們真有恍如隔世之感。

           如果僅僅是“破四舊”,毀滅一些甚至很多中外文化遺產,那還不算很大的破壞,可以算作鬧劇一場吧,然而,發動“文化大革命”者,其意不在此,而在于政壇的爭斗。隨著運動的深入,斗爭的矛頭顯然已經不是僅僅指向鄧拓、吳晗、廖沫沙這類小魚蝦米,保過吳晗的北京市委第一書記、政治局委員彭真,反對林彪在軍隊搞個人崇拜的總參謀長羅瑞卿大將,扣壓過批判吳晗稿件的中宣部部長陸定一,還有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四位中共高級干部、開國元勛,莫名其妙地被打成“彭羅陸楊反黨集團”,而他們的部屬,也被牽連一大片。“彭羅陸楊”也是反革命,你廣東省委廣州市委那些領導人又算老幾?于是,我們全校學生參與了聲討北京舊市委,支持北京新市委的游行,省委、市委領導人趙紫陽、尹林平、林李明、區夢覺、王德、曾生等似乎也岌岌可危。我們步行到省委、市府,喊一通口號,又步行回瘦狗嶺學校。而在全國各省市,大概沒有幾位領導人日子會好過。

           被點燃和煽動的烈火在熊熊燃燒,學校會是一片凈土?學生們也要尋找“牛鬼蛇神”了。不久,即挖出了一位對男學生耍流氓的歷史教師,于是,那上了年紀的流氓男教師被全校共討之。這樣的教師畢竟很少,學校的領導和其他老師能幸免嗎?祝校長是位老革命,當年是海南瓊崖縱隊的領導人之一,我已記不清他有沒有受到不公平的對待,但顏副校長的遭遇我是記得很清楚的,她被學生揪至禮堂批斗,罪名是什么就記不清了,但肯定都是“欲加之”的。批斗期間,有人帶頭喊口號,大家包括我跟著揮動手臂呼喊,不跟著呼喊肯定是不行的。批斗會后,一副女學者風度的她被學生剃了個光頭!原來,一個女人沒有了頭發,腦袋是這么的小!我實在不忍看到她那光頭的樣子,但又能怎樣?我想,當時如果有誰敢于站出來保護她,那英雄氣概真的要寫進共和國的史冊上!可惜,當時全國找不出幾個清醒的人,除了張志新、遇羅克……我們的語文老師駱某某,白凈清瘦,仙風道骨,不要以為他是個白面書生,他會玩樂器,會打排球,而文學方面的造詣就沒得說了,不能說是我的偶像,但起碼是我敬佩的人。文革開始后,怎么他也被揪斗?我想,罪名恐怕是“反動學術權威”之類,于是,他也被剃了個光頭!他的頭本來就小,沒有了頭發的裝飾,顯得更小,甚至比顏校長的還要小!那年,不知為什么有一餐要吃“憶苦餐”,那食物是用粗糠伴一些番薯煮成,十分難咽下。郎同學等奉命捧著一大碗“憶苦餐”到被監管的駱老師處,要他吃下,感受勞動人民舊社會的苦難。他們以為,駱老師必然無法吞咽,不料他勺勺入口,徐徐咽下,臉不改色,泰然自若。學生問:“好吃嗎?”駱答:“好吃,好吃!”學生們無言以對。不要以為只有象駱老師那樣的“反動學術權威”會被揪斗,年輕的教師也會“著了道兒”,如年輕的女教師梁老師,也以莫須有的罪名被揪了出來,也被剃光了一頭秀發,諸位可以想象,那有多痛苦!

          某天早晨,我們宿舍忽然轟動起來,傳聞有老師自殺死了!我是個好事之人,即與同學們到了教師宿舍,上了一幢樓的不知是二層還是三層,見到門口有一位拿著棍子的同學,我們問:“怎么啦?”他斜眼示意。我們看到那屋門半掩,便大膽地躡足而前,輕推屋門,見地上直挺挺地躺著教語文的方老師。他也和駱老師一樣,已被監控,罪名說不清。這位方老師,事后我才知道,還是很有來頭的,他家是海(陸)豐地區的富戶,彭湃領導農民鬧革命時,他父親捐獻全部家產支持革命,他自己也走上革命道路,想不到,現在被批斗,被批光頭發及眉毛,他不甘受辱,與老舍、傅雷等首批殉節。這是我在文革中親眼看到的第一個枉死的人,當時感到很震驚,以后見多了,也就見慣不怪。如今想想,如果駱老師如方老師一樣,以自殺棄世或抗爭,早在37年前就“自絕于人民”,就不會今天仍能到公園漫步了。

           在革命的浪潮沖擊下,青年學生們為能遇上了一個類似“五四”的時代、造就英雄好漢的時代而興奮不已,有“革命者”就必然會有“反革命”,有“英雄”就必然有“混蛋”,1966年7月29日,北京航空學院附屬中學的學生中的干部子女貼出了一副對聯,上聯是:“老子英雄兒好漢”,下聯是“老子反動兒混蛋”,橫批是“基本如此”。這副對聯,且不說它象不象對聯,光是那內容,就可知是一群被“革命烈火”燒得暈了頭的青年人的狂妄之作。當然,他們還有些清醒之處,那橫批用了“基本”二字而不是用“絕對”二字。這副“紅對聯”一出,便引起了廣泛的爭論,形成了兩大派。8月2日,中央文革小組組長陳伯達接見辯論雙方代表,陳伯達建議改成“父母革命兒接班,父母反動兒背叛”,橫批是“理應如此”。陳伯達畢竟是文人,比那些中學生強多了,這么一改,也合情合理。但是不管怎樣,出身“好”的和出身“不好”的青年人,便很自然分成了兩大派,這為日后的武斗埋下伏筆。

          事情還沒有完。8月12日,北京工業大學有位學生叫譚力夫,與他人聯名貼出《從對聯談起》的大字報。譚的父親譚政文原是廣東省公安廳廳長、公安部副部長,已病逝,不會淪為“反黨分子”,他高叫要將“血統論”作為黨的階級路線來推行。他認為,老子革命兒就是好漢,老子反動兒就是混蛋,象他的父親是高干,作為兒子的他肯定也是好樣的;反之,如果父親是“牛鬼蛇神”,他的子女肯定也是反動的。這理論并不新奇,封建時代就有人鼓吹“龍生龍,鳳生鳳,老鼠的兒子打地洞”。從遺傳學的角度看,它可能有一點科學的成分;但從社會學的角度看,它又是絕頂形而上學的,是十分荒誕的!然而,在那個荒誕的年代,居然又得到不少人的認同!認同者誰?是那些出身于“紅五類”的同學!

           面對譚力夫之流的言論,也有勇敢的反駁者,這就是遇羅克。1966年10月,北京街頭出現了一份油印的《出身論》,那犀利的、驚世駭俗的言論,馬上博得善良的人們的贊嘆和認同。1967年1月,首期《中學文革報》發表了《出身論》,使之更流傳全國。但是,這正直天才的遇羅克,不久就受到迫害,4月,中央文革小組成員戚本禹將《出身論》定為“大毒草”;1968年1月,遇羅克被捕入獄;1970年3月5日,遇羅克被執行死刑,時年28歲……

           “血統論”和《出身論》爭論的結果,產生了“紅五類”和“黑七類”。 寫到這里,麻煩事又出現了,何為“紅五類”何為”黑七類“?由于時代久遠,手頭上又缺少資料,我也說不清楚了,大概就是出身于純正工人階級和貧農、下中農家庭的,再加上革命干部、革命軍人這五類,就叫“紅五類”成分吧。寫到這里,麻煩事又出現了!現在的年輕人,肯定無法理解什么叫“出身”,什么叫“成分”,這荒唐的事,我不得不稍作解釋,望同學們諒解。原來,在文化大革命前,中國每個人都有一個“成分”的,它和現在的身份、職稱又不同,身份、職稱是可以變的,而“成分”是不能變的。而成分又是如何定的?是解放初“土地改革”運動時定的,這里有一條政策界限:以解放前三年為依據,解放前三年之中,你是干什么的,那么,解放后,你的“成分”就是什么。舉個例說,解放前三年之中,你是個貧農,一無所有,那么,解放后,你的成分就是“貧農”,可能阿Q也能評得上這個成分。又如果解放前四年你是個貧農,過了一兩年你買了一點田地,那么,你就變成“地主”或“富農”了。如果解放前多年,你是個資本家,在解放前三年間你破產了,如吳蓀甫,那么,你可以獲得一個或“職員”或“小商”的“成分”。為了說明得清楚些,再舉個例子。如果你是個貧農的女兒,解放前三年間被一位地主看中,當了地主的小老婆,那么,解放后,你的“成分”就是“地主(婆)”,你不能填寫“貧農”。如果喜兒不是逃到山中,她也可能要填這個“成分”。

           有的青年朋友可能會問,那“成分”有何用?我說,它的最大作用就是將人分了階級,也隨之定了人的思想覺悟。如果你是工人階級、貧下中農(貧農和下中農的簡稱)以及革命干部、革命軍人成分(還找不出“五類”),那么你就是可靠的,革命的,包括你的子女,也是可靠的,革命的;如果你是地主和富農成分,你就是反革命的,要被專政的,而你的子女,雖不被專政,但被認為是不可靠的,不會被重用的。解放前后又產生一些“反革命分子”“壞分子”“右派分子”,他們的地位和“地富”一樣,形成了“地富反壞右”五種反動階級。文化大革命開始后,又產生了“反黨分子”和“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兩類,合成七類,再冠以一個“黑”字,稱為“黑七類”。青年朋友可能會問,這“黑七類”的罪名會不會“世襲”的?我說,罪名不會“世襲”,但影響依然存在。如某“地主”死了,他的兒子仍稱“地主仔”;某“富農”死了,他女兒仍叫“富農女”。青年朋友可能會問,那么,不是工農兵出身,又不是地富反壞右等,那算什么?那就有一些中性的成分了,這類人,半紅不黑,被認為是不至于很進步很革命,但也不算很落后很反動。青年朋友可能又會問,這種以某三年的經濟狀況定終生的做法不是太荒謬了嗎?問得好,共產黨雖然以《實踐論》和《矛盾論》為理論武器的,但在劃分成分,純粹以經濟狀況判定國民思想境界的做法,是領袖于二十年代在農村調查分析后所制定的,一直用到六七十年代,的確幼稚得驚人,是最典型的形而上學。

           還有,這種“以窮富論思想”理論,還推廣到分析世界形勢、指導外交政策和領導世界革命。于是,便出現了“三個世界”的劃分:富裕的國家是帝國主義國家,如美國、英國、日本等,是反動勢力;中等發達的國家,如羅馬尼亞、南斯拉夫、加拿大等,是可以爭取的伙伴;窮困的國家,如古巴、阿爾巴尼亞、越南、老撾、柬埔寨、剛果、黎巴嫩等,是革命的力量,是我們的朋友。當然,那些反政府的共產黨游擊隊,如波爾布特集團等,也得到我們大力的支持。這方面的內容太復雜,順便提及,不作展開了。

           這“血統論”和“階級劃分”,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激化了人們的分裂。那些工農兵出身的學生,認為只有他們是革命的,只有他們才有資格保衛毛主席,捍衛無產階級革命路線。他們認為馬克思有“主義”,列寧有“主義”,毛澤東不能只有“思想”,也應稱“主義”,于是,他們把自己的紅衛兵組織稱為“毛澤東主義紅衛兵”,簡稱“主義兵”。他們認為,只有“紅五類”才有資格加入“主義兵”,而能加入“主義兵”,就意味著是革命的。我的好友梁同學,因為出身于工人階級家庭,于是,經審批,成為“主義兵”的一員。我班有幸加入“主義兵”的,計有彭、黃、司徒、梁、李、高、曾、麥、梁、唐、吳等,不過就11人。而我,某一天從學校回家,發現父親被工廠的“革命群眾”揭發是隱藏的“歷史反革命”,揪了出來,因他參加過國民黨軍隊,軍銜還是少校,盡管那時是在抗日戰爭期間。父親在工廠被斗爭之后,被“革命群眾”押著,沿著史巷、小北路、倉邊路,轉入越華路,在蒼茫的暮色中,我在越華路小東營那巷口處,目睹了父親戴著一頂高帽,手執一面銅鑼邊走邊敲打,那情景,我在別的文章已寫過,這里就不詳寫了。我只是想說明,我和好友梁同學,因為階級出身的差異,注定了我們要分道揚鑣。

           有些同學,不象我那么倒霉,淪為“黑七類”,他們也是“紅”的呀。如蔡同學,班干、團干,父親是鐵路工人,響當當的工人階級吧,但他從小跟著爺爺生活,他爺爺是干什么的?是一位老中醫。中醫本來不錯的,但要命的是,他自己在家給人看病,成分應屬“自由職業者”吧,這就不夠加入“主義兵”的資格了。又如何同學,一位多好的女孩,思想好學習好,父親是被迫害回國的“難僑”,但他是位教師,教師不算革命呀,還是“臭老九”呢,于是,何同學也無緣加入“主義兵”。這些半紅不黑的同學,如何給他們定位?幸好中國是個文化大國,漢語又博大精深,居然讓某些人想出了一個恰當的、可以令人接受的名稱:“紅外圍”!這已經讓蔡同學、何同學們暫時感到安慰了,畢竟已站在外圍了。不過,隨著運動的深入,他們也不會滿足的,他們也要有自己的組織,這是后話了。

           我在這一節中,比較詳細地解釋了“成分”這東西。我不知道有沒有別的文章對此作過解釋,如果沒有,我的這一段文字就將填補了社會學中的一項空白。

                                              (三)

           進入了8月,又有更意想不到的事發生了。共產黨的八屆十一中全會在此時召開。8月5日,黨的主席毛澤東突然寫了一張指責劉少奇、鄧小平等一些領導干部的大字報!這大字報原文無標題,毛澤東的秘書徐業夫把這段文字謄寫在紙上,毛澤東在謄寫稿上作了修改,并加上標題《炮打司令部——我的第一張大字報》。

           這張大字報傳遞出來的信息是夠多的!大字報這種表達言論的形式,到底是否合法,是否值得鼓勵,在此之前未有定論,毛澤東的大字報一出,就把它合法化了;副標題中有“我的第一張大字報”的字樣,這說明他還有第二張、第三張,變相鼓勵“造反派”“紅衛兵”繼續去寫;當時正在開著黨的代表大會,有什么事都應該在會議上談,然而,毛澤東自己破壞了這紀律,采用“大字報”這一形式,給人以“突然襲擊”,這給后來全國各地“踢開黨委鬧革命”做出了榜樣;正標題是“炮打司令部”,這標題以及文中的內容,很清楚地告訴國人,中央有另一個“司令部”,是“資產階級司令部”,這肯定讓劉少奇、鄧小平、周恩來、朱德、陳云他們感到莫名其妙,更感到心頭震驚。

           就是這份東西,兩天之后,即8月7日,便作為會議文件,印發給八屆十一中全會的代表。毛澤東寫大字報的消息“不翼而飛”,全國各地已有一些消息靈通的“紅衛兵”趕往北京,如同封建時代的“勤王”一樣。此時的北京,除了聚集了無數來自全國各地的紅衛兵,還有不少,是來上訪,向毛澤東、向中央文革小組“訴苦”——訴說地方領導“壓制運動”的。

           8月16日,中央文革小組組織召開“外地來京學生群眾大會”,陳伯達對外地師生到北京上訪表示支持,并鼓勵北京學生到全國各地造反。8月17日,毛澤東的大字報又作為“中央文件”下發到縣團級。這“中央文件”被“紅衛兵”們輾轉傳抄,很快就傳遍全國。全國人民都知道,中央有一個“資產階級司令部”,毛主席要領導我們去炮打了。

          更爆炸性的消息則是,8月18日那天,在天安門廣場,居然聚集了上百萬紅衛兵!廣場成了一片綠色和紅色的海洋!毛澤東身穿軍裝,出現在天安門城樓!和他一起出現在城樓上的,還有副統帥林彪,“文化革命的旗手”江青,以及陳伯達、康生、張春橋等。當然,中央第三、四把手周恩來、陶鑄也出現,其他的開國元勛、老帥們如朱德、劉少奇、鄧小平、陳云、李富春、李先念、陳毅、葉劍英、聶榮臻、徐向前等也出現在城樓上,但很自然地站到了另一邊;從他們尷尬茫然的目光中可以看出,他們并不理解眼前的一切!

          矯揉造作的江青講話了,讓人們見識了她演員的功底猶存;干瘦矮小的林彪講話了,讓人們明顯感到他中氣的不足。但是,這一切,都讓那光輝的太陽給籠罩著,人們已忽略了他倆的表演,而把目光始終落在那魁梧的身軀,以及充滿紅光的臉龐,歡呼聲口號聲響徹整個天安門廣場。

          還有更激動人心的一刻。這時,一位戴著眼鏡、文質彬彬的女紅衛兵登上了天安門城樓。這是東北局第一書記宋任窮的女兒宋彬彬。宋任窮是解放軍的上將,他可能希望女兒不必過那種戎馬生涯,文質彬彬讀書可也,于是,給女兒起個名字叫“彬彬”。宋彬彬登上城樓干什么?原來,她是代表百萬紅衛兵,給毛澤東戴上一只紅衛兵袖章!毛澤東伸出左手臂,欣然接受,并問她的姓名,她答“宋彬彬”。毛澤東顯然不喜歡“文質彬彬”之意,對她說:“要武嘛!”于是,宋彬彬便得了一個“御賜”名字,從此改名“宋要武”(40多年后,我看過她的自述,說“御賜”之名實有,但她并沒有改名)。

          順便接著談談“改名”之事。自從“宋彬彬”被賜名“宋要武”,在紅衛兵及青年學生中掀起了一股“改名”甚至“換姓”的熱潮。一張大字報貼出去,就可以鄭重宣布自己改為什么什么名字,不須經過派出所或公安局備案。在我們的同學中,“美玲”改“志紅”,“美珊”改“紅兵”,“美雅”改“衛東”等。我班漂亮嬌弱的華僑女生朱金蓮,也忽然“颯爽英姿”,取“中華兒女多奇志”之意,改“金蓮”為“奇志”,成了“朱奇志”。這名字雖避免了與武大郎的夫人同名,讀來也順口,但總缺少些女人味。有位姓“原”的男同學,干脆連“姓”也改了,改為“天下第一姓”——毛,取名“毛為民”!更令我想不到的是,某天我回到家,在17中讀初二級的妹妹鄭重其事地對我宣布:“三哥,我改名了!”我吃了一驚,問:“改什么名?”“陳志方。”此名中的“方”,與她原來的“芳”,音同而意不同矣!整個名字,讀來還算順口,但同樣缺少女人味。她就把這名字帶到海南島,不知什么時候才還原。如果問有沒有改得好的,有位外校的女生將“李婉玲”改“李紅征”,取紅軍長征之意,但“紅征”與女性化的“紅貞”二字諧音,我認為是我所知道的改得最好的一個名字了。

          豈止人要改名?馬路學校工廠等亦要改名!永漢路硬是改成北京路;太平路硬是改成人民路;維新路硬是改成廣州起義路……并沿用至今。“紅衛商店”“衛東學校”“工農兵飯店”遍地皆是;輪船也統一稱“東方紅”多少號;我父母的工廠也改名為“東升包裝廠”。財政廳前有間“太平館冰室”,不知被何人改成“燎原冰室”,冰室而冠以“燎原之火”,真是妙絕!

           有了毛澤東“八.一八”的檢閱和接見,全國各地的紅衛兵都沸騰了,他們也要得到領袖的檢閱和接見,于是,中央文革小組又組織下一次的檢閱和接見。當時,還算有一點組織和秩序,并非人人都可以赴京,要正宗的紅衛兵才有此殊榮,具體到我們學校,就是“主義兵”才可以分到名額,不知我的好友梁同學,有沒有晉京“朝拜”的幸福。那時的列車,都是“幸福的列車”,滿載著“幸福的人兒”,星夜趕往那“幸福的廣場”……至于那些“紅外圍”,只能有羨慕的分兒,“黑七類”,那就想也別想了,所以,很遺憾,我現在無法很形象生動地把接見的情景描寫出來。當然,也有些勇敢的“半紅不黑”者沖破羅網,也趕到了天安門的。據杜同學后來回憶,她和腿有殘疾的表弟也爬上了北上的列車,車上人擠得寸步難行,在兩天一夜之中,她們沒有吃過飯,兩位大個子男同學背著她殘疾的表弟艱難地跨越人叢去廁所……又據黃同學回憶,他們在廣場上見到了“領袖”站在車上檢閱而過,但領袖過后,他們見到不少勞累加激動而休克或接近休克的女生,他們自己也差點被踩死……

           繼“八.一八”之后,是“八.三一”,是“九.一五”……從8月至11月,毛澤東先后八次檢閱紅衛兵,將紅衛兵運動推向高潮。廣東作家安文江,文革時是上海復旦大學的學生,他曾寫過這樣一段文字,也可以再彌補我的缺陷:“我參加了‘九.一五’紅衛兵檢閱。當《東方紅》樂曲驟然響起,毛主席身穿綠軍裝、臂佩紅衛兵袖章在林彪、周總理陪同下向我們步步走近時,我的每根神經都在抖顫,每個細胞都在擴張,眼淚嘩嘩地滾下來,我身后一個女紅衛兵幸福得昏死過去……接見完已是黃昏,我以百米沖刺的高速奔進電報大樓,樓廳里正播送‘凡拍發毛主席接見內容的電報概不收費’的通知。太好啦,我一口氣連寫四份,每份電文都長達400多字。我要讓同學、媽媽和兄嫂及寶山的貧下中農分享我的幸福!……若干年后,在四川甘孜地區,我目睹一長串佛門弟子三步一拜叩得滿頭鮮血的情狀,我才理解這種‘幸福感’所包容的愚昧。”

          在領袖頻繁的接見檢閱的推動下,紅衛兵組織更加壯大。在此,我要順便介紹一下當年名震全國的北京“五大學生領袖”。

           一就是那聶元梓。聶1921年出生于河南省滑縣一個農民家庭。1937年參加革命,曾到延安學習。1946年在哈爾濱工作。1963年調到北京大學,曾任經濟系副主任、哲學系黨總支書記等。文革開始后,她以一張“革命的大字報”聞名,很快當上了北京市革委會副主任、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代表大會核心組組長。其后,她積極充當中央文革小組的急先鋒,大搞“揪叛徒”,先后誣陷彭真、安子文、薄一波、劉仁等為叛徒。又誣陷朱德委員長,炮打鄧小平總書記,迫害鄧樸方……文革后,聶被判刑入獄;1994年,73歲的聶元梓死去。

           二是蒯大富。蒯1945年出生于江蘇濱海縣一個農民家庭。1963年考上清華大學工程化學系。文革開始后,他因提出趕走工作組而出名。不久,他成立“清華井崗山兵團”,出任“司令”。1967年1月,蒯大富“智擒王光美”,綁架并批斗王光美,迫害劉少奇。同年5月到7月,他又挑動“清華百日大武斗”,制止工宣隊進校,死傷近千人……文革后,蒯被判刑17年,1987年刑滿釋放;現在,蒯在山東省一家實業總公司當總工程師。

           三是韓愛晶。韓1946年出生于江蘇漣水縣一個農民家庭。文革前考入北京航空學院。文革開始后,他到國防科委“請愿”靜坐28個晝夜,因而一舉成名。后當上了“北航紅旗”的“總司令”。韓愛晶的得意之作是成立“揪劉火線總指揮部”,揪斗劉少奇;協助中央文革小組的王力誣陷武漢軍區,制造武漢的大武斗;以及私自到西南強行揪回彭德懷,進行殘酷的批斗迫害;揪斗迫害張聞天、徐向前、張平化、葉飛、徐海東等……1983年,韓被判刑15年,剝奪政治權利3年……

           北京的紅衛兵曾分化為“天派”和“地派”,蒯大富、韓愛晶是“天派”的領袖,而“地派”的領袖則是譚厚蘭和王大賓。

           四是譚厚蘭。譚1937年出生于湖南望城縣一個農民家庭。1961年被保送到北京大學政教系學習。文革開始后,她當上北京的大學紅代會核心組副組長,她與王大賓結成“地派”,插手北京各高校,掀起一場又一場武斗。她的“得意”之作是:1966年底,她秉承康生的指令,率領“井崗山兵團”200多人,到山東省的曲阜孔廟“造反”,共毀壞文物6000余件,燒毀古書2700余冊,各種字畫900余軸,歷代石碑1000余座……文革后,譚被判刑入獄,1981年保外就醫;1982年11月,譚厚蘭在老家病死,死時45歲,沒有結過婚。

          五是王大賓。王出生于四川涼山一個農民家庭。1961年考入北京地質學院探工專業。文革開始后,王積極投身運動,成立了北京地質學院“東方紅公社”,出任“政委兼司令”。該組織經常在首都高校以及全社會活動,很快被中央文革小組相中,充當了中央文革小組的得力打手。不久,他又任首都紅衛兵三司副司令、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代表大會核心組副組長、北京市革命委員會常委兼政法組副組長等。文革后,他被捕入獄;1983年刑滿出獄;現任四川一家釬具公司的總經理。

          這“五大學生領袖”,都是出身于農民家庭,莫非陳勝、吳廣的基因遺傳至今?

                                               (四)

           領袖在天安門城樓和廣場8次接見百萬紅衛兵,應是史無前例的事,與北京“朝拜”同時,另一件匪夷所思、也是“前無古人后無來者”的事也發生了,那就是“革命大串聯”!

           前面講過,陳伯達在接見紅衛兵時,就鼓動北京學生到全國各地造反。北京學生自認為最理解中央文革小組的意圖,深感歷史的重任落到了自己的肩上,就如同“五四”時期北京的學生一樣。于是,他們奔赴全國各地,尤其是奔赴那些尚未“亂”起來的省市,去煽風,去點火,而中央文革小組又給各地下了指令,學生坐車不要票,各地還要組織接待站。

           其他省市的學生,看到北京的學生可以四處點燃革命的火種,覺得我們也應該也可以去做,于是,天津的,上海的,濟南的,武漢的,廣州的,重慶的……學生們都要外出造反。林彪、江青、陳伯達等趁著這個勢頭,更把這事合法化,稱為“革命大串聯”,只要是造反派、紅衛兵,都可以免費乘坐車船,各地的接待站提供食宿。

           對于無知的學生們來說,這真是天大的好事!不用上課,可以到處去“串聯”,在“煽風點火”的同時,還可以游山玩水,試問有哪個時代哪個國家有這樣的好事?!當然,在“串聯”這一事上,也體現了“血統論”,紅衛兵們趕往北京“朝拜”,京廣線的列車是他們的專列;“紅外圍”只能到別的地方;至于“黑七類”,本來是不準亂說亂動的。但是,在動蕩而無序的時候,紅衛兵們也無法監視和限制他人的活動,致使象我這樣的“黑七類”子弟也蠢蠢欲動,就不要說屬“紅外圍”的蔡同學等人了。但是,那比起“民工潮”還要巨大的串聯浪潮,使得全國的車船都不勝負荷,車車船船都嚴重超載,喜的是林彪、江青、康生、陳伯達以及文革發動者,苦的是總理周恩來,他成了“交通部長”和“后勤部長”,明知這是勞民傷財、禍國殃民的事,但也要努力去安排好……

           大概是66年11月份,我班除了“主義兵”以外的同學,經過抗爭和努力,終于也聯系到了一輛解放牌卡車!那天早晨,我班大約二十余人,男男女女,在越秀南路的汽車站上了車。因那是卡車,并無座位,大家都是站在車廂,扶著兩邊的擋板。如果是較短的路途,那還是可以對付的;但是,我們要去的地方,是遠在粵西的湛江!如果是走現在的廣佛、佛開、開陽等高速公路,辛苦半天也還是可以忍受吧,但那是三十多年前的公路,遇河而不見橋,要等渡船方能過去,從廣州到湛江,沒有12到14個小時,你能去得到?!那一路上的辛苦,不說也能想象得到,幸而那時大家都年輕氣盛,且好不容易才獲得“串聯”的機會,大多數人都是第一次離家這么遠,一路上又能飽覽異地風情,大家都興奮異常。唯一最不幸的,則是吳同學,車行不久即開始嘔吐,而且一路上吐個不止,還吐到一些女同學的衣服上。到了高州時(汽車是繞高州、化州去的),他實在忍受不了,大喊:“我不行了,我要下車!我要下車!”大家勸說:“這里前不著村后不著店的,你下去了,怎么辦?”終于把昏昏迷迷的他安撫住。就是這個吳同學,后來上山下鄉時又到了比湛江更遠的徐聞,莫非他經此一煉,已煉得不暈車了?

           夜幕降臨之后,我們一行人才到達了湛江的赤坎區。如果在平時,住店也難,但在當時,不知怎么很容易便在鹽務局接待站安下身來,有吃的,有睡的!湛江有什么可以“革命”的?辛亥革命到來時,“假洋鬼子”們還可以到靜修庵去“革”一塊寫有“皇帝”的匾,順手偷走一個宣德爐(見魯迅《阿Q正傳》),但我們什么也沒有“革”,也沒有“煽風點火”,只是游覽湛江市容,尤其是在海濱漫步……由于年代久遠,做過了一些什么事,我真的忘記了,只記得有一處叫“麻斜”的地方,郎同學在不該灑尿處灑了一泡尿,被詹同學等發現了這不文明的行為,因而獲得一個“麻斜”的綽號。此外,還發現了湛江話中的“無有”,不知是“無”還是“有”。

           在湛江玩了多少天,已記不得了。女生謝同學因事要趕回廣州,結果由男生蔡同學護送回去,在江門晚上乘船時,兩人緊挨著睡,中間只隔著一塊矮矮的擋板,據蔡同學三十年后說,即使那樣,也沒有萌發“性”的意識,只有“同志”和“戰友”的情誼。他倆的事我們不管了。某天晚上,我們又聚集在霞山火車站,等待著開往廣西南寧的列車。秋夜已頗有涼意,車站上已人山人海,卻感到熱氣騰騰,要想擠上車去恐怕很難。這時,男同學忽然知道了自己作為男子漢的職責,要保護女同學平安上車。當列車進入月臺后,無數的青年學生,便從各個車門往里鉆;鉆了進去的,即打開車窗門,把同伴從窗口拉進去,比現在春節期間回鄉的民工更狼狽!但狼狽之中又帶有樂趣,畢竟“少年不識愁滋味”!

           我們終于都上了火車,火車往南寧方向飛奔。次日上午,我們到達了南寧。南寧是一座美麗安靜的城市,樹木很多,三十年前,就讓我們廣州來的人也贊嘆,現在恐怕更美吧。同樣是由于年代久遠,去了一些什么地方,我也忘記了。只記得有一回,我們游覽市容走累了,梁同學說:“坐車回去吧!”于是,他站到了那公共汽車站。但大家認為等車是劃不來的,半個鐘頭都不會有一輛來,于是走路。結果,我們回到住地很久,梁才回來,說是走回來的!

           在南寧住了多少天,也忘記了。本來,從南寧也可以坐火車一直北上,但顯然不容易,我們只有想辦法回家。我們似乎是分開行動的,詹同學有位大姐在貴縣,于是,我們幾人先到了貴縣;然后,聽說桂平是太平天國起義的發源地,于是,我們又轉到桂平,卻看不到一點洪秀全、馮云山等人的遺跡;于是,又直到梧州。梧州我有些印象了,它是一座山城,晚上站在江邊,可以看到層層的燈火,雖不算燦爛,但也有特色。在梧州大概住了兩天,我們便坐船沿西江而下,回到了廣州。

           回到廣州后,那“大串聯”方興未艾,正如火如荼,年輕人如何能安坐家中?幾乎所有學生又在尋找路線,準備出發了。蔡為霖、秦新仁、梁成紹、馬紹斯等人,居然被他們擠上了北上的列車,直到北京、沈陽、長春、哈爾濱,遍游東三省,再歸來;杜小鈺、林雪蓮和高二(3)班的兩位男生,也擠車上了北京;黃麗芳和唐兆瑜,更大膽,是兩人結伴而行,也同樣擠車到了北京;詹康年和藍鐵運,卻選擇了西南的四川,專找杜甫草堂等名勝;我手頭上有多張照片,可知初三級的區德謀等七八位男女同學,到了萬里長城之上。最虔誠的,恐怕是高二(1)班的胡念祖等同學,遠赴陜北,朝拜革命圣地延安。當然,他們并不知道就在附近,還有一處更神圣的地方,那就是黃帝陵。三十多年后,久居美利堅的他,才專程回國去拜謁黃陵,并裝上一袋黃土帶走……

          “革命大串聯”,既辛苦又愉快,但那突如其來的數十萬數百萬“旅客”,使得車船都不勝其負荷。于是,中央不知何人居然想出了一個變通的辦法,那就是“步行串聯”!既可以達到串聯的目的,又可以學習“紅軍長征”的精神。這樣的一個主意,居然可以使得學生們樂意接受,于是,一支支步行串聯的隊伍,扛著紅旗出發了。張昌育、李鶴鳴、梁成紹、秦新仁、何江寧、何江平、朱金蓮、溫妮等,扛著一支不知什么“戰斗隊”的旗幟,唱著革命歌曲離開廣州,步行去領袖的出生地韶山。某天,我妹妹和她的小同伴們也整裝待發,我問:“你們去哪里?”她們答:“步行去韶山和井崗山!”事后,我問過她:“你們中途有沒有坐過車?”她答:“毛主席的紅衛兵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我們完全是走著去走著回的!”我可沒有那種吃苦精神,但是,我也進行了“步行長征”。某日,我和詹康年、梁慧生等六人(忘記了其他人是誰),第一天步行至順德大良;第二天步行至中山小欖;第三天步行至石歧;在石歧玩了兩天,我們又步行至江門;在江門玩了兩天,然后坐船回廣州。這珠三角之行,我可以向天發誓,除了從江門坐船回廣州,其余的路程,都是步行的,盡管珠三角的三級公路比不上井崗山的路崎嶇!

            在那些日子里,最苦的是學生們的父母!他們無法阻止兒女去擠車擠船風餐露宿,只有日夜牽腸掛肚,即如我的父母,我正是因為體諒父母,才沒有跟隨同學們遠去東北、四川,孝心是盡了,但我的人生史冊也少了濃重的一筆。幸而,當時社會治安很好,未聞有哪位男生被搶劫女生被拐賣的事。

                                             (五)

            別以為“革命大串聯”就是游山玩水,許多“職業革命者”是在真正“干革命”的!47年后的2013年5月4日,那天是“中國青年節”,羊城晚報在“晚會”欄目發表了葉曙明先生的文章《1966年暴風雨來了》。5月11日又發表了《1966年的血色八月》。兩文的內容彌補了我當年視野見聞的不足,我忍不住將兩文整合放在此處(葉先生曾主動與我郵件聯系,交換文革信息)。

            1966516日,在中國歷史上,具有特殊意義。 

            54日至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開擴大會議,批判了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并停止和撤銷了他們的職務。會議還決定撤銷原來文化革命小組,重新設立文化革命小組(又稱中央文革小組),隸屬于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下。 516日,會議向全國發出經毛澤東多次修改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震波立即傳到了廣東。

            59日,中南區文化大革命動員大會在珠江賓館召開。會議圈定了中南各省準備點名批判的名單,決定在廣東公開點名批判四個人:容庚、劉節、秦牧、柯麟。524日,“五•一六通知”傳達到廣東各高等院校和廳局級單位。 各高校學生紛紛沖出課室,大造其反。他們對學校的教學方法、課程安排、招生和考試制度,乃至黨和國家的政治問題,展開激烈的辯論。大字報鋪天蓋地,淹沒了校園。在某些學校中,已出現批斗教師的現象了。 

             在狂熱的斗爭會上,有的學生對斗爭對象拳打腳踢。有些學生不以為然,也有學生拍手叫好。有人要斗這個,有人要斗那個,開始分化成兩派(甚至幾派),終日爭吵不休。 8月,一場“破四舊”風暴,平地而起。廣州和全國各地一樣,從8月中旬開始,受到全面沖擊。古海遺跡、南海神廟、九曜石、大司成牌坊、海瑞牌坊、南朝磚墓、紹武君臣冢、王興將軍墓等文物保護單位,統統被撤銷;名勝古跡、寺觀庵堂“宣揚封建倫理道德”的文字、繪畫,一律進行清除。

            815日,華南師范學院實驗中學的七名學生,跑到北京路廣州皮革工業公司供銷經理部門口,貼出了號稱“全市第一張革命的大字報”(在社會上公開張貼),指責他們用10尺長的大皮鞋做商業廣告是“資本主義的經營典型方式”。 成千上萬的紅衛兵,嘯聚街頭,張貼標語、傳單、大字報,集會演說。 

            825日、26日,紅衛兵搗毀了大佛寺等14個教堂和寺廟,燒毀了各種神品。全市有40間天主教和基督教教堂被掃蕩,宗教活動全部停止,神職人員被揪斗、關押和被迫還俗。828日,黃花崗七十二烈士墓的自由神像也被砸毀了。

            紅衛兵熱衷于為街道、醫院、公園、酒家和工廠、商店換上新名字。廣州的路牌,紛紛換上“延安路”“紅書路”“朝陽路”“曙光路”。全市89條馬路,合并為24條,換上了新名字。永漢路改為北京路,恩寧路、第十甫、上九路、下九路、大德路,合并為一條秀麗路。這股改名風卷向各行各業。全市有2300家商店被改名,換成“東方紅”“太陽升”“新文化”一類革命化名字。理發店取消電發、落香水、發油、發蠟等項目,不理怪異發型;服裝店不做奇裝異服。陶陶居改為東風樓,泮溪酒家改為友誼飯店。中學也紛紛改名,廣雅中學改為紅旗中學,華師附中改為東方紅中學。有人甚至提議把白云山改為紅云山。

            飯店不再有服務員,顧客一律實行“自我服務”,自端飯菜。紅衛兵還倡議廢除收房租、拿定息。廣州市的腳踏三輪客車,一度停止載客。養金魚、雀鳥和貓狗寵物,統統被斥之為“封、資、修”。無數家庭被抄家,名貴的酸枝木家具被砸爛;花鳥魚蟲的國畫和線裝書被投入火中;金銀首飾被當成資產階級腐朽沒落的證據,拿去公開展覽。

            到8月初,暴力浪潮席卷全國各地,天津、上海、南京、西安等地,剎那間都籠罩著腥風血雨。廣州也不能幸免。從北方來的學生,把濃烈的火藥味,帶到了廣州。從此廣州不復平靜。

            最受關注的是北京一○一中的學生,他們是一伙武裝到牙齒的好斗分子。從828日至95日,他們以大串連名義,分五批共65人來到廣州,好像水銀瀉地一樣,分散到各中學和中等專業學校進行點火活動。

            830日晚,北京一○一中的學生,向前來取經的廣州十七中紅衛兵介紹了三條經驗:一、你們就把黨支部砸了,可以抓他們游街,游街不算武斗,北京就打死被游街的50人;二、向小商小販進攻,北京的小商小販都給鏟掉了,你們可以到處都砸,叫他們顧也顧不過來;把公私合營也給砸了;三、剪辮子,北京的紅衛兵上街帶著剪子,看到留長辮子的就剪。北京大學附中有幾個紅衛兵,跑到廣州市委,勒令把所有政協委員名單、大資本家名單交出來,他們肆無忌憚地說:“我們在北京每天都打死地富反壞分子幾十人,廣州打死幾個有啥問題?打死就算!”

             北京國際關系學院三個紅衛兵到廣州市十一中召開學生大會,傳授打人經驗:“北京斗爭時是將對象押上高臺,要他們跪下,用皮帶打,對頑固派就把他打死。搞完校內就搞校外,限令四類分子離開北京,不執行就打死他。北京每晚外出打流氓,一晚就打死十個、二十個。我們南下時,在火車上就把四類分子打死了十多個,打死后由窗口丟出去就算。要搞紅色恐怖。”

             在全市的大中小學,許多教授被紅衛兵抄家,封閉臥室,擄走財物,有些被剃陰陽頭,滿臉涂墨,在校內游行批斗。廣州六中從8月下旬開始到9月初,全校70多位教師,有40多人被紅衛兵打過,20多人傷勢較重,有些被打到吐血。紅衛兵還逼被打者互相毆打,把地、富、反、壞、右分子和其成年家屬排成隊來打。紅衛兵對關入牛欄的人不分青紅皂白,經常鞭打,一時叫他們笑,一時叫他哭,或者叫他們在地上打滾,或者罰他們跪在地上。10 28日晚,一伙紅衛兵通知“牛鬼蛇神”集中到學校最偏僻之處,勒令他們彎腰,把附近電燈熄滅,用木槍、木棍等武器、工具,亂捅亂戳、毒打、鞭打,不少人胸部、骨骼受傷。“黑五類”同學更是被打的對象,被打傷了還不準包傷。有些同學躲在床底,也挨腳踢。

             很難想象,這些才十幾歲的中學生,本應是青春無邪的少年,何以如此兇殘冷血,毫無人性,以至于后來許多研究者都覺得百思不解,不斷地試圖從政治、社會、心理、文化,甚至從古代巫術、圖騰禁忌去分析,但都無法解釋得清。

            830日,著名作家歐陽山的家,闖進了一伙紅衛兵,把所有稿件、書籍、資料、書信、衣物、家具都抄走了。紅衛兵后來把他們從歐陽山家抄走的毛毯、衣服、帽子、襪子、收音機、電視機、照相機、手表,布料、毛線和幾十個衣架,作為革命造反的“成果”,在全市展覽。連衣架也被當成資產階級生活方式和四舊物品,可以一窺那個年代的荒唐。 9月,又在中山紀念堂召開批斗歐陽山的六千人大會。 

            93日,北京南下的部分紅衛兵,聯合廣州十幾間中學的紅衛兵,大鬧華僑新村。他們搜查了黃潔(歸僑,原廣東省副省長)等四戶人家,全部沒收了華僑資本家曹冠英的財產,裝了九大車運走。他們聲稱,華僑新村是“小香港”,要大舉清掃。

            94日,是全國各大城市大、中學校紅衛兵破四舊總行動日。紅衛兵在大街小巷設立哨卡,攔截路人,檢查他們的褲子是否太窄,頭發是否卷曲,婦女是否涂脂抹粉。凡是被他們認定屬于資產階級的衣服,一律當眾用剪刀絞爛,或潑上墨水;抹了發油的頭發,或扎了長辮子,也成為攻擊目標,紅衛兵們一哄而上,把他們的頭發剪成一窩亂草,再當眾訓斥一番,方可放行;皮鞋不能太窄,也不能太尖,窄和尖都是生活糜爛和頹廢的標志。

            95日晚, 佛山青年粵劇團在廣州文化公園文娛劇場演出《紅色娘子軍》,北京國際關系學院和廣州八一中學的紅衛兵,在中途登臺質問觀眾:“你們搞好了文化革命嗎?怎么有時間看戲?”“看戲是小市民習慣,要掃除。”觀眾瞠目結舌,不知所措。想走,又被喝住:“革命的留下,不革命的滾蛋!”大家都不敢走了。一些小孩嚇得哇哇大哭,婦女求情說家里還有小孩,才準許婦女兒童離開,男的全部留下開斗爭會,勒令全劇團自報成份,“‘紅五類’左站,中間階層靠邊站,黑五類滾蛋在一堆”。演南霸天的演員司馬劍琴,自報黑五類,編劇本放過毒,被押到臺上斗爭。紅衛兵要觀眾檢舉揭發,觀眾都不知情,無從揭發,不揭發就不準走。直鬧到深夜兩點,群眾紛紛求情,說工人早上6點要上班,農民路遠要回家,才宣布散會。清晨,司馬劍琴觸電自殺,幸被及時救回。

            這類悲劇,幾乎每天都在廣州上演。中山醫學院批斗中山醫眼科醫院院長陳耀真和毛書文,逼得他們幾乎全家自盡。中山大學有名的教授都挨了批斗。著名粵劇演員紅線女,被北京一○一中的紅衛兵剃陰陽頭,在水泥地上跪了兩個鐘頭,掛牌子批斗,還抄了家,強迫掃馬路。

            廣州在12月舉辦了一次革命造反的“成果”展覽會,其中有一件奇怪的展品:廣州市第一人民醫院院長姚碧澄用來給病人檢查胃病的胃鏡。姚碧澄是畢業于法國里昂大學的醫學博士,1941年在昆明創辦“碧澄醫院”,1950年代主持研究治療膽絞痛、腦血管疾病的方法和技術,在國內具有領先水平。胃鏡怎么會成為罪證呢?展品的說明這么寫:“這是反革命分子姚碧澄對我長征老干部進行階級報復的工具,姚先后用它對我長征干部張××作所謂‘胃鏡檢查’,把這把長約80公分的鐵管從極度衰弱的病人口中插入胃,給病人造成極大的痛苦,最后把這個長征干部活活折磨死在病床上。”這不是什么黑色幽默,而是一幕真實的悲劇,姚碧澄因此遭到沒完沒了的批斗,最后在流花湖投湖自盡。

            那真是一段驚心動魄、悲風慘雨的日子。然而,動蕩的歲月,這才剛剛開始。 

                                            (六)

           上一節從第二段開始,是引述葉署明先生的文章。以下還是本人的再追憶。

           隨著1966年的過去,“革命大串聯”也結束了,但是,有一件“有趣”的事接踵而來,那就是“奪權”。

          1967年的元旦剛過,1月3日,上海《文匯報》被造反派奪了權,揭開了“一月風暴”的序幕。《文匯報》是一份黨報,共產黨何以容忍“造反派”奪了它的權?原來,按照毛澤東的理論,那“黨報”已被“走資派”控制掌握了,當然要把權奪回來。所以,就變得“造反有理”“奪權有理”了。黨報的權可以奪,其他的權就不能奪?!果然,1月6日,以王洪文為首的上海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等造反派組織召開“打倒市委大會”,奪了中共上海市委的權!

           正所謂“亂世出英雄”,那王洪文何許人也?原來不過是一家工廠的保衛干事,如果處于太平盛世,他會過著正常人的生活,壽終正寢;可是,他適逢亂世,又不甘寂寞,以他農民出身,當過兵,又在工廠里干,集工農兵于一身(其實這類人多的是!),于是,當上了“造反派司令”。應該承認,能領導指揮數十萬的上海市產業工人,也不是簡單的人物,但他后來被提拔當上了黨中央的副主席,位在一人之下萬人之上,那就是“向忠發”第二,滑天下之大稽了。王洪文的“奪權”,顯然受到某些人的指使,不但沒有被指責或鎮壓,反而成了“榜樣”。2月5日,上海造反派組織宣布成立“上海人民公社”。這不倫不類的名字,大概是學“巴黎公社”的,總之,一千多萬人口的大都市上海,成了一個“公社”了,令外國人士目瞪口呆。上海做出了榜樣,全國各地的造反派當然不甘寂寞,于是,奪省、奪市、奪廠、奪校……熱鬧非凡。每有一省奪了權,報上即慶賀一番,讓國人感到,1949年10月并非解放,現在才是解放!

           談到奪權,我要插入另一個內容了。那就是群眾組織的建立。前面說過,正統的紅衛兵稱“主義兵”,其他的人只有望“兵”興嘆。但是,隨著運動的深入發展,其他的學生已不甘心處于“無組織”的狀態,他們也要成立組織,也要參與運動甚至主宰運動,而這個時候,“主義兵”已無法一統天下了,于是,各種組織,各種“戰斗隊”如雨后春筍,或者說如秦末、如漢末、如唐末、如元末、如明末……亂世英雄起四方!

           遠的我無從去說了,單說我班吧。我班的男生,也組織了一支戰斗隊。別人的名稱大多是“衛紅”“繼紅”“衛東”“衛紅彪”之類,我們的這戰斗隊的名稱有點特別,叫“308”,即“308戰斗隊”!不要以為象“007”那樣的別動隊,所謂“308”,其實就是我所住的那個宿舍的編號!這實在不夠意思,但已無從考究,到底是誰起的名,但肯定不會是我吧!戰斗隊的隊員都有誰,我已說不清了,因那是較松散的組織。我以“黑七類”的身份也鉆進了該組織,但底氣不足,時會驚怕。數十年后的今天,忽然從鄰班黃同學處得到一張珍貴的老照片,是“僑中紅旗308戰斗隊”的合影!真的是太珍貴了!從照片中,我看到了熟悉的老同學!為了錄以備忘,我要記下他們的名字。前排蹲下伴著隊旗的,是郎仲光、張昌育、秦新仁;后排左起是詹康年、李鶴鳴、黃培燦、區榮新、蔡為霖、杜森成、劉象潛、梁慧生。其實,在李鶴鳴與黃培燦之間,尚有一位探頭探腦、似現若隱的家伙,那就是本人!提起這事,不過是有相為證,證明我的確曾經混入了該組織,起碼是早期成員,如同共產黨的李達(說笑而已)!

            我班的女生杜、何、謝、吳、周、何等則不同,她們成立了一支“魯迅戰斗隊”。魯迅是文革中碩果僅存的作家,毛澤東又說他的骨頭是最硬的,所以,以他的名字來命名戰斗隊,是很保險的。高二(1)班的陳、鄭、潘、曾等,即成立了一支“五四戰斗隊”。“五四運動”“五四精神”,即使什么都反的文革也反不了,所以,是很得體的。畢竟是女孩子,想得周到,不象“308”那樣,始終有點“特務組織”的嫌疑。

           有一支“1031戰斗隊”,可能也有來歷吧。原來真有。 毛澤東在北京天安門城樓接見各地紅衛兵,使得紅衛兵們感到無上光榮。他們認為,只有自己才配擁有這份榮耀和幸福,所以,別的學生想要北上,則受到他們的阻攔。我校就有黃同學等人,于10月31日那天偷偷鉆到廣九車站侯車的人群中。但是,被我校紅衛兵發現,黃同學等被武力趕出車站,他們只得在現在的白云路馬路邊睡了一夜。黃同學越想越氣憤,于是回校,和紅衛兵展開辯論,論點是:我們不是“黑七類”,我們也有權利也有責任保衛黨中央保衛毛主席……后來,10月31日,便成了他們戰斗隊的名稱。

           由于已經不用上課,“班級”這概念也模糊了,成立戰斗隊,也不一定要同一個班的。所以,我班的黃、何、林等女生,與別班的同學組織了一支“毛澤東思想紅衛兵”,簡稱“思想兵”,似有和“主義兵”抗衡的意思。何、林兩位女同學,現在都在香港當少奶奶吧,想不到當年竟是“兵”!我班的女生溫同學,與別班的同學組織了一支“井崗山戰斗隊”。這名字起得不錯,以山為名,革命性與詩意兼備。有幾位初一級的小女生,也組織了一支戰斗隊。說她們是“小女生”實不為過,那殷、曾、趙等同學,當年只得15歲吧,從她們給自己的戰斗隊起的名就可知,她們尚還幼稚可愛。她們的戰斗隊的名字叫什么?叫“大喊大叫”,也就是“大喊大叫戰斗隊”!這名字 似乎缺少“革命性”,反而有點象現在的什么歌唱組合或街頭三人籃球隊,如“霹靂旋風”“后街男孩”等。其實,當年,“大喊大叫”也是一個“政治術語”,某篇社論說到:“我們就是要為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大喊大叫……”

           上述組織和戰斗隊,又歸屬于廣州地區的一個大組織,叫“紅旗”的(不知全名是什么了),簡稱“旗派”,總司令,恐怕是中山大學的學生武傳斌吧。當然,某組織或某戰斗隊的成員,時有分化重組,這總比不上入團入黨,要宣誓什么的。我就是中途脫離“革命隊伍”的,在后面再老實交代吧。

           1967年的不知是2月還是3月,我參加了學校的“奪權”行動!那天,也不知是誰領的頭,要我們一起去奪學校的權。我被委以重任,造反派頭頭(很遺憾我記不起是誰)叫我起草并書寫一份《奪權宣言》,大概他知道我的語文學得比較好。我開始不愿意,怕被“主義兵”知道,以“黑七類”子弟奪權為由攻擊我們。但頭頭并沒有太多的顧慮,我只好參照唐朝駱賓王的《討武曌檄》以及街頭的一些大字報,完成任務,與詹同學等“戰友們”,來到了學校的辦公室。

           那時,正副校長、教導主任等全都被打倒或靠邊站,那辦公室內只有一位總務主任在。我們涌進室內,頭頭宣布:“從現在起,我們革命群眾要把學校的權奪過來,要管理學校……”那總務主任很無奈地看著我們,但仍很冷靜地問:“那你們要怎么做?”我們都看過電影《奪印》,知道最重要的,是把印把子奪過來。頭頭說:“我們要掌管學校的印!”總務主任猶豫了半分鐘,終于用有點顫抖的手捏著鑰匙打開了一個抽屜,拿出了學校的印。我們都很興奮,仿佛這是蔣介石總統的大印。就在頭頭想拿過印章時,總務主任忽然說:“我想你們寫一張字條,說明印章的下落。”這一要求,是我們預先想不到的!但是,看著有點可憐的這位男人,我們又覺得他的要求并不過分,于是,頭頭又叫我來寫,大概只有我的胸前還別著一支鋼筆!

           在這種形勢下,我已很難推辭了,不然,“革命戰友”會怪罪于我,是我令得這場轟轟烈烈的奪權行動功敗垂成!于是,我寫了一張類似于“借條”的東西,其實是很不得體的,但是,誰又教過我,奪了人家的東西,再寫一張字條作證明,該如何寫?!

           奪權之后,我并不感到興奮,反而很是擔心,怕主義兵知道“狗崽子”參與奪權會于我于組織都不利。但是,過了多天后,誰也沒有提起這事。更可笑的是,我們奪了那“印”,也不知用來干什么,也沒有誰組織“內閣”管理學校,因為學校已不成為學校了。

          面對這樣亂糟糟的、不知誰是誰非、誰忠誰奸的局面,我們無所適從。這時,“來了親人解放軍”!廣州軍區司令員黃永勝上將大概受了中央軍委林彪副統帥的命令,派出解放軍進行“三支兩軍”。這里又多了一個“三支兩軍”的名堂,需要解釋一下。“三支”指軍隊支左(支持當時被稱為左派群眾的人們)、支工(支援工業)、支農(支援農業);“兩軍”指:軍管(對一些地區、部門和單位實行軍事管制)、軍訓(對學生進行軍事訓練)。 

           一支解放軍開進了我們學校,稱為“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簡稱“軍宣隊”,又叫“軍訓團”。老實說,當時誰是“左派”,那些軍人也是很難判斷的,學校中都是些“可愛的娃娃”,你能說誰“左”誰“右”?但是,既然分了派別,他們似乎也有些思想傾向,那就是傾向于“紅旗派”。那軍宣隊的政委,和我班的女生們特好。不可思議的是,直到今天,她們和政委還有來往!進駐我校的軍宣隊做了些什么工作,我已想不起了,但是,他們曾公開宣布:“308戰斗隊”是革命組織,這實在讓我們興奮了好一會!還有一事,是不會忘記的。一天,為開大會而布置會場,解放軍戰士延光輝為了修理禮堂屋頂漏水的石棉瓦,從高處摔下,頭部傷重而犧牲。當時,全校師生都很悲痛,開了一個隆重的追悼會,封他一個“支左愛民模范”的稱號,并送他的遺體到銀河公墓安葬。有的同學還提議,要將學校改名為“延光輝中學”……但是,不久,軍宣隊又撤離,似乎上面說,他們也犯了方向路線的錯誤。

           那年春節后,我就不再回學校,我和劉象潛,在廣州學拉小提琴,反而覺得有了精神寄托,但是,詹同學等“戰友”就不滿意了,說我甘當“觀潮派”!中國的語言真是豐富多彩,不參與“主義兵”,又不參與“旗派”的,叫做“觀潮派”,又或者叫做“逍遙派”。老實說,象我們這樣的“黑七類”子弟,如何能“逍遙”得起來?說“觀潮”倒有幾分恰當,我從“旗派”淪落為“觀潮派”,這也是不得已而為之,因為自己那“黑七類”的身份,還是安分守己的好,最多是“冷眼向洋看世界”。后來,“觀潮”還成了我的另一個綽號;甚至我如今寫文章,還用它來作筆名呢。而我的妹妹,就和我不一樣了,她和“司令”王希哲等,轉戰于中山醫等旗派的據點,過著血與火的戰斗生活,而王希哲司令,日后更成了大名鼎鼎的“不同政見”者。

                                             (七)

            由于一般人都可以奪某單位某機關某學校某工廠某公社的權,“革命群眾”可以奪市委的權,奪省委的權,那些省市領導人,都是當年提著腦袋干革命的幸存者、共和國的開國功臣,如今,一夜之間,莫名其妙地成了或走資派或叛徒或反革命,被“革命群眾”和“革命小將”辱罵、腳踢、鞭打、吐唾沫、掌耳光……而那些“革命群眾”和“革命小將”,則完全沒有細想,自己何以膽大包天地可以對那些平時尊敬的老革命老首長肆意辱罵折磨!經過十多年的政治洗腦,在“革命造反”的口號蠱惑下,他們已經失去了應有的理智,更何況,那年頭,沒有“人權”的基本教育,所以,大家都覺得,“與人奮斗,其樂無窮”。

            4月22日至29日,公交系統的“造反派”斗爭廣東省計委副主任云廣英,目的是直指省委書記尹林平;4月26日,教育線的“造反派”斗爭省委常務書記區夢覺;5月2日,公認和紅衛兵造反派搗毀中華全國總工會舊址,搜走大批有關劉少奇的歷史資料;5月5日,廣鋼“造反派”斗爭廣州市委書記焦林義;5月7日,郊區農民“造反派”也在省體育場召開打到劉少奇的的大會,當場燒毀全總舊址的牌子,5月8日,工人造反派又召開打倒劉少奇、批臭黑修養的大會;5月13日,廣船造反派批斗原廣州市委書記梁湘大會……那些省市領導人也是夠慘的,省委書記劉田夫后來回憶:我那時頭生癬,腳又爛,不能穿鞋子走路,造反派逼著我們戴高帽游街,我只好提著兩只鞋子,艱難地隨游行隊伍穿街過巷……那些共產黨領導人,或許當年斗地主富農時,他們折磨過別人,想不到如今,自己也要戴高帽提鞋子游街!

            5月5日,遠在北京的周恩來總理致電廣州軍區司令員黃永勝,指示“對廣東省幾個當權派實行監護”,實際就是要軍人將他們保護起來。于是,中南局的,省的,市的大多數當權派被分別監禁在各自機關的暗室、儲藏室、防空洞、地下室里,后來覺得還是不安全,通通集中到天河區的梅花園兵營里。其中,就有尹林平、雍文濤、區夢覺、劉田夫、林鏘云、張云、張根生、金明等。但林鏘云不久就得重病,1970年死去。還有饒彰風、周楠等,則遠赴粵北,關押在樂昌。

            這些領導人雖然被保護起來,但是,卻不能阻止“革命群眾”的揪斗。進入6月以后,批斗會繼續升溫,兩派造反組織都聲言要砸爛陶鑄的獨立王國,要砸爛黑省委、黑市委。被監護的領導干部,時時被造反派提取出去,押到會場批斗。這派都完了,另一派又要斗;你開萬人大會,我也要開萬人大會;斗爭的方式,也變得越來越激烈和殘酷。

            廣州人雖屬“南蠻子”,但相比起鄰省廣西,以及北方省份的人,還是溫文爾雅一些的,尚且“革命造反”起來不遺余力,可以想象,當年,1967年間,在全國各省各市各縣,發生了多少恐怖的血腥的暴力的事件和慘案啊!有多少領導干部以及一般民眾,遭受到無妄之災啊!

            當年,廣東省的領導干部如何?是否有“走資派”?其實,過去共產黨的干部們,連資本主義是怎樣的,都搞不清楚,何來“走資本主義道路”呢?廣東省的領導,最具傳奇色彩的,要數陶鑄了。

            陶鑄其人,上了年紀的人,尤其是廣東人,沒有不知道陶鑄的,因為他在文革前是中共廣東省委第一書記、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書記。同時,也是國務院副總理,是政治局委員。當年,我在廣州的幾次集會中也看過陶書記,只不過是遠距離罷了。此外,他的散文《松樹的風格》選入中學語文教材,他的散文集《理想情操精神生活》更是青年修養的很好的教材。現在的青少年,也會聽過他的名字,因為他的演講《崇高的理想》也選入現代中學語文課本。

            陶鑄是湖南祈陽人,1908年生。他是黃埔軍校出身,參加過南昌起義和廣州起義。曾任新四軍支隊政委、中央軍委秘書長、總政治部秘書長兼宣傳部長、東北野戰軍第七縱隊政委、東北野戰軍政治部副主任等,解放后,他才主要擔任黨政職務,如果他仍留在軍隊,授銜上將是沒有問題的。

            文革前,陶鑄在廣東的工作是卓有成效的,起碼,他是一個廉潔的大干部,他每到一地,約法三章,規定下邊不準請客,不準迎送,不準送禮,多少年了,他一直堅持這么做。三年困難時期,陶鑄要求自己的伙食標準與老百姓一樣,為此規定了不吃肉,不吃魚,不吃蛋的“三不”紀律。至于他有沒有犯過錯誤,有沒有整過別人,我想不可能沒有,廣東的土改,斗爭“地主”“富農”,就有擴大化的錯誤,他不可能沒有責任,只是那些“地富分子”,活著的已不敢亂說亂動;廣東的一批干部,如方方、古大存、馮白駒等,曾被打成“地方主義者”,他肯定也出過力,只是這個反“地方主義”對民眾的影響不是很大,民眾也沒有記恨于他。1963至1966年,是廣東、廣州蓬勃發展的時期,我是有目共睹的,而當時的中南局,也應是發展得最好的中央局。陶鑄的悲劇,在于文革開始后的突然升遷,而這事,我還記得一清二楚。                         

             1966年,由于中宣部長陸定一被定為“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反黨集團”成員,陶鑄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再升任中宣部長。5月間,中央文革小組成立,陶鑄被任命為中央文革小組顧問,另一顧問是康生。當時,我們身為廣東人的也為他高興。隨著運動的深入,斗爭的矛頭直指黨中央副主席劉少奇以及中共中央總書記鄧小平。不久,劉、鄧失勢,在黨的八屆十一中全會上,陶鑄被選為政治局常委兼書記處書記,在黨內的排名一下子升至第四位,僅在毛澤東、林彪、周恩來之后!這是陶鑄在黨內的最高排名。為什么他升遷得這么快?這與林彪不無關系。陶鑄在解放戰爭時期,是在四野林彪手下工作的,可以說他屬于林彪系統的人,如果他順從毛澤東,跟隨林彪的話,四巨頭中勢力之比就是3比1,然而,陶鑄最可敬的一點,就是堅持原則,光明磊落,他不認為劉少奇、鄧小平是“走資派”,不同意將他們置諸死地。因此,在不同的場合,他在為劉、鄧辯護,說好話,勸紅衛兵不要粗暴對待他們。但是,這樣一來,就不符合毛澤東和林彪提升他的初衷,在毛澤東、林彪以及康生、陳伯達、江青等人的夾擊之下,很快,他就被扣上了“資產階級保皇派”的帽子,并且把他和劉、鄧一起對待,形成了“劉鄧陶資產階級司令部”!繼而,他還被誣陷為“叛徒”,被徹底打倒。

             于是,我們也被迫要喊“打倒劉鄧陶”;于是,陶鑄象一現的曇花,在中國政壇的最高層消失,其后,只有聽到他被斗的消息。至于他后來的情況如何,國人都不得而知。直到彭德懷、陶鑄追悼會召開前,報上忽然發表了陶鑄女兒陶斯亮的長篇文章《一封終于發出的信》(給我的爸爸陶鑄),我們才知道,陶鑄已于9年前的1969年11月30日在安徽合肥被迫害而死了,死時僅61歲! 1978年12月25日,十一屆三中全會閉幕的第三天,黨和國家領導人及首都各界群眾代表兩千多人,在人民大會堂為彭德懷元帥和陶鑄同志舉行了隆重的平反昭雪大會。

           如果說“文化大革命”帶給陶鑄有什么好處,我想就是他生前能與劉、鄧連在一起,死后又能與彭德懷一起開追悼會獲得平反,不是“文化大革命”,他應該沒有這樣的殊榮的。

                                            (八)

           “革命群眾”尤其是“革命小將”們,在揪斗領導干部、迫害無辜民眾的同時,也過著“血與火的戰斗生活”。我用了“血與火的戰斗生活”這詞組,并非危言聳聽,文化大革命,誰也想不到,后來竟發展成了全國規模的群眾斗群眾的“大武斗”,這又是“史無前例”的!

           由于我已當了“觀潮派”,整個人已沉浸在貝多芬、莫扎特、勃拉姆斯、門德爾松等人的美妙的音樂,以及托爾斯泰、屠格涅夫、雨果、巴爾扎克等筆下的情景之中,不管屋外兩派對峙日久,磨擦漸深。上述那些國外的名曲名著,你不禁錮我們不一定懂得去欣賞,你說要禁錮要掃除,我們反而去追逐,隨即發覺它們的精妙之處。至于學校發生了什么事,我是事后甚至數十年后從同學們的敘述中得知的。

           學校中,早已分成“主義兵”和“紅旗派”兩大派,主義兵占據著教學大樓,作為總部。而紅旗派則占據著男女生宿舍作為司令部。彼此經常罵戰,大字報滿校張貼,高音喇叭針鋒相對,“堅決支持……”、“誓死捍衛……”、“嚴重抗議……”、“嚴正聲明……”等語言、口號日夜可聞。

           1967年6月1日,那天,紅旗派的戰士不知從哪里得知,主義兵整理了許多同學的“黑材料”,準備進行“政治迫害”!這還了得?!是可忍,孰不可忍!于是,紅旗派的戰士策劃一次行動,要沖進大樓,搶出“黑材料”,挽救廣大同學。主義兵有沒有整同學的“黑材料”,我實在不得而知,但是這次事件就是因搶“黑材料”而起的。

           當一班紅旗戰士沖進大樓后,被主義兵發覺,于是,雙方用鐵棍水管打將起來。可能主義兵人數占多,又或者居高臨下,紅旗戰士抵擋不住,且戰且退。當時情況危急,如果退不出來,就會成為“俘虜”,后果不堪設想。這里要重筆寫寫我班的梁同學,曾在《英雄譜》中扮演過“匪軍官”,審問過“劉胡蘭”,而此時,他成了紅旗派的干將,在戰斗中,眼看有逃脫不了的危險,忽然,他心生一計,將身邊不遠的一位女主義兵抱住,以手臂勒住她的頸部,那情景,就象我們現在經常看到的警匪片中歹徒狗急跳墻時劫持人質的所為。那位女主義兵是誰呢,正是我班的女生曾同學!曾同學當時肯定花容失色,長到這么大,何曾被男人這么抱過,這么勒過?!還別說,這一招挺靈的,主義兵的戰友們,一下子傻了眼,畢竟投鼠忌器,手中的鐵棍不知往哪兒打去。于是,梁同學勒住曾同學,從六樓往下逃。至于他什么時候松手自己逃脫,至于曾同學有沒有休克或落下什么后遺癥,我就不大清楚了。

           當大家安全撤出大樓之后,彼此看看,身上都有或輕或重的傷痕。清點人數,天呀,竟然少了一位戰友!那是誰?是高一級的張同學!也就是說,張同學仍在大樓內,或被俘虜,或已戰死!這下,可急壞了紅旗派的戰友!想再去救,那還有可能?!主義兵已將大樓的大門緊鎖!紅旗派的人馬上緊急會商,制定營救張同學的方案。方案之一,當然是立即開動高音喇叭,聲討對方無理拘禁紅旗派戰士,勒令其立即放人;方案之二,就是聚集全校的紅旗戰士,在大樓前高喊口號,“嚴重抗議”;方案之三,也是最行之有效的,就是到附近請救兵。附近何來救兵?原來我校對面的華僑補校,學生都是僑生甚至難僑,都住在學校里,少說也有兩千多人。誰能擔當重任去請救兵?那就非從印尼歸來的黃同學莫屬了。只見他跑到華僑補校,用印尼話說了一通,立即將華僑補校的學生鼓動起來。那年頭,當一位一呼百應的人也不會很難,人們很容易激于義憤,也很容易陷于盲從。這事,當年擔任僑補紅旗頭頭的三更羅先生仍然記得,最近還和我談起。于是,傍晚時分,華僑中學的教學大樓,被兩千多紅旗戰士和激于義憤的學生四周圍住,聲嘶力竭的口號此起彼伏。

           黑夜來臨了。是夜,是四月二十四,沒有月光,夜風陣陣,尚有些寒意,他們或站或坐在大樓前的操場,為救戰友,沒有誰離去,那情景,確是很感人的。長夜漫漫,他們仍在喊著,仍在斗爭著,在穿梭鼓動著,那情景,我想,不會比1919年五月四日那天北京學生游行天安門、火燒趙家樓遜色。

           大概也是“人心齊,泰山移”,他們終于“沖破黎明前的黑暗”,到了天微亮時,那教學大樓的大門忽然一開,一個人影被推了出來,跌跌撞撞地向前走著。大家高呼著沖上前,把張同學扶住,慢慢走到人們聚集的大操場上。這時,人們在不停地歡呼勝利,并把“英雄”簇擁著。借著黎明的曙光,大家看到張同學傷痕累累、疲憊不堪,又義憤填膺,于是,又一陣聲討的口號響徹云霄。此時,張同學也被眼前的情景感動得熱淚盈眶,他不顧身體的虛弱,登上一處高地,環視四周兩千多的戰友,然后,舉起右手,緊握拳頭,大聲喊道:“紅旗派的戰友們……”他在發表激動人心的演說,可惜我當時不在場,不便亂寫,但我想,那情景,絕對不比“五四運動”時羅家倫、鄧中夏等學生領袖的演講場面差!

           7月20日,那天下午,我離開越華路,準備到同學劉象潛家拉小提琴,剛走到廣仁路,即聽到不遠處的吉祥路有鼓噪聲,又看到有群眾在奔走。詢問其故,都說那邊打起來了。原來,一派在中山紀念堂開會,另一派去干擾,雙方發生沖突,繼而沖突升級,動用了槍支和手榴彈,造成了流血事件。由于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也不知是誰對誰錯,總之就是群眾斗群眾,群眾打群眾,這正是某些政治家所追求的局面,所謂形勢越亂越好,這樣,敵人就會亂了陣腳,走資派就會暴露!于是,廣州市的武斗開始了!雙方時有戰斗,并開始占領地盤,如同戰爭時代。幾天后的一個中午,我經過中山五路,聽路人說,吉祥路口又有沖突了,好事的我也走到那里去,只見一派的人馬大旗招展要去游行還是什么的,另一派的人則在其他路口圍堵,并鼓動路人聲討對方,于是,雙方僵持著。我也混在人群中,胡里糊涂地跟著喊口號。忽然,一枚黑色的物體以拋物線的形式從天而降,就落在我前面3至5米處,發出了“轟隆”之聲。原來,那是一枚手榴彈,是會炸死人的!我看到有兩三人倒下,身上流著血,似乎血還飛濺到我的小腿上!某天晚上,我拉完小提琴,從劉家出來,往自己家里去。在黑暗的廣仁路上,有一輛載滿穿軍裝的人的大卡車飛馳而過,突然,從車上射出似乎是沖鋒槍的槍彈,把我嚇了一大跳,急忙藏身于一棵樹后。那些槍彈可能并不是沖我而來,但把我射著了,打死了,又找誰去投訴?

          8月初,廣州沙河地區幾乎“一片紅”。“一片紅”是什么意思?原來是,沙河地區幾乎被紅旗派的勢力占據了,但是,主義兵仍有一處據點,那就是沙河飯店。于是,在某一天,紅旗戰士對沙河飯店發起總攻,經過激戰,終于把盤據在該飯店的主義兵趕走,有無人員傷亡,我就不清楚了。本文并非記敘廣州市的武斗情況,本人也沒有這個能力,之所以寫到旗派攻打沙河飯店,是因為我校的紅旗戰士們,也參與了該戰役!

           話說戰后,他們興致勃勃地沿著鐵路邊凱旋回校。在路上,他們大聲地議論著剛才的戰斗,敘述著戰斗中的每一個細節。忽然,有人有感而嘆道:“沙河飯店的主義兵是趕走了,但是,我校的主義兵,還有八一中學的主義兵仍占據著教學大樓!”這一嘆,把大家心中的烈火點燃了,紛紛嚷道:“我們把那據點也打掉!”“對!趁熱打鐵!”“他們的那套廣播器材也太強大了,吵得我們無法睡覺!”“我們的忍耐也夠的了!”“把他們打走,沙河才稱得上一片紅!”……

           回到學校,他們即策劃攻打教學大樓。主義兵為了防范對方攻打,已把大門封死。我至今仍不明白,他們占據著大樓,如何生活?至少一日三餐如何解決?有機會見到參加過主義兵的同學,我一定要問清楚。大門緊閉,如何把它打開?這時,一個聰明的人想了一個聰明的計謀,他決定制造一個地雷,把大門炸開!唉,這樣一位能人,連地雷也會制造,為何不生活在抗日戰爭時期?說不定,可以和李向陽一樣出名!說干就干,他們把一塊大石頭,中間鑿一個洞,放進火藥和雷管。就這樣,一枚土制地雷誕生了。

           到了某一天,他們要行動了。在此,要把他們的作戰裝備介紹一下:手槍一支,是抗日戰爭時期用過的薄殼槍,已經打不響,但可以虛張聲勢;每人手中有一支鐵棍或磨尖了的水喉管;至于防衛的設備,只有孔同學具有,他在胸前綁了一個沙包,在沙包之上還夾著一本“紅寶書”,其作用顯而易見,胸有“紅寶書”,誰敢刺來?即使刺來,還有沙包擋一下,對方的矛可能不至于直刺心臟。前面是防范了,但身后呢?孔同學的做法恐怕是前無古人后無來者,他居然想到了用一只鍋蓋作護背,于是,整個人肯定和“劉羅鍋”沒有什么區別,這身“盔甲”,讀者可以想象是多么的別致!肯定是古今中外任何一支軍隊都不曾有過的!而他們威力最強大的武器,只有那枚土制地雷了。當紅旗戰士們埋伏在大樓四周之后,某同學就象當年的董存瑞那樣,抱著“地雷”跑到大門,所不同的是,董存的炸藥包無處放置,不得不把它高舉,壯烈犧牲;而某同學只需點燃引線,即飛跑到安全的地方,伏在地上,以免傷著自己。他們等呵等,10秒,20秒,半分鐘,一分鐘……終于,經過了漫長的一分鐘,他們終于聽到了一下響聲——一下比放屁稍響的響聲!然后,一切又沉寂下來。

           破門不成,他們怎樣攻進大樓?都怪我沒有了解清楚,我想,大概是以某個不太牢固的窗戶里作為突破口,結果,讓他們攻了進去!但是,從來在戰場上,都是易守難攻,他們也不能離開這一戰爭的規律,攻進大樓后,他們遇到了主義兵的頑強抵抗和反擊,張同學再一次倒霉,被對方用水喉管插進腰間,顯然已不是輕傷了。之后,他們被逼困至二樓一間教室之內。有道是困獸猶斗,為生存,他們忽然產生了無窮的力量,他們硬是用手中的鐵管,把隔墻洞穿,最后逃至陽臺之上。這時,電影《狼牙山五壯士》的悲壯場面忽然在他們面前閃動,不知是誰喊了一句:“我們寧死也不當主義兵的俘虜!”于是,大家紛紛從陽臺跳下,譜寫了文革中無數壯烈的篇章的其中也很感人的一節!跳樓的戰士們的身體狀況如何,我沒有作全面的調查,胸前背后裝有“盔甲”的孔同學,當然大難不死,但是,七十年代初,卻因外逃,被怒海吞噬了生命!而本已身負重傷的張同學再這么一跳,則傷上加傷,盤骨挫裂,當時已昏迷不醒,被立即送往空軍醫院,幸好還能從死神手中逃回。最近,我在同和鎮明泉山莊見到從美國回來聚會的“張地產商”,他撫摸著殘缺的盤骨,苦笑地說:“當時也不知為了什么?!”

          現在是有所醒悟了,但當時,能清醒嗎?攻大樓一戰失敗,使他們深刻地感受到領袖的一句名言:“槍桿子里面出政權!”他們之所以失敗,還不是因為手上只有一支打不響的薄殼槍,一枚炸不響的地雷嗎?如果有真刀真槍……

          當時的形勢是,主義兵有槍,而紅旗派沒有槍或槍不多,廣州的紅旗派說是為了自保,要用槍彈武裝,但那槍彈從何而來?或許有探子探知,廣州市北郊的石井倉庫,存有大量槍支彈藥,于是,他們決定去強搶,而我校的紅旗派戰士也參與這一行動。

          8月20日下午,我校紅旗戰士分乘兩輛卡車,兩支薄殼槍和兩枚手榴彈就是他們的全部武器,直駛向石井方向。到倉庫搶槍支彈藥,是很嚴重的事;而事實上,那里的槍支彈藥,又已經被主義兵搶先控制了,他們到了三元里火車北站時,在前面公路四周的小山頭和樹叢中,早已埋伏著主義兵戰士,各種輕重機槍的槍口指向公路的同一方向,那情景,和抗日戰爭或解放戰爭時的戰斗場面絕對相似!可怕的是,我校那兩輛卡車上的人,并不警覺,當車子進入了對方包圍圈時,即聽到一聲警告的槍聲。如果第一輛車的司機不是“怕死”(或者說“機警”),把車子停下來,而是硬沖過去,那么,一場如同“平型關伏擊戰”的戰斗就會立即打響!當車子停下之后,四周的戰士荷槍站起,車中的戰士不得不下車當了俘虜!他們被押著趕到鐵路邊,那里有一些廢舊的火車廂。他們看到,在路軌邊,躺著一位主義兵戰士的尸體,不知是什么時候犧牲的。義憤填膺的主義兵戰士喊道:一定要找一位來墊尸底!找誰?忽見那群俘虜之中,有一位“出類拔萃”,高出別人一頭,于是,他準備被拉去槍斃,充當墊尸底的角色。情況非常危急!后來,還是良心發現吧,主義兵的頭頭們放棄了這一決定,我們那位“出類拔萃”的同學,才得以生存下來!

           他們在受到了不同程度的皮肉之苦后,被關在了一節運貨的火車廂之中。畢竟是青春年少,又經歷過戰斗的洗禮,數十人在幾乎密封的車廂內,情緒激昂,熱血沸騰,高聲齊聲地唱起了雄壯的《國際歌》,那情景,真可以說比小說或電影《紅巖》里的情節更悲壯!車廂內的人在唱《國際歌》,車廂外的人不可能不理,不理會豈不是成了“資產階級”或“國民黨”?于是,一位戰士怒氣沖沖地走過來,把槍伸進氣孔之中,往里面“啪,啪”就是兩槍,子彈沒有打著人,但里面的歌聲停下來了。那戰士把臉貼近氣孔,往里面看,這一看,讓他吃了一驚!他看到,里面竟有幾位,是自己初中時的同學兼好友!雖說“文革”和“武斗”,已弄得人們六親不認,但畢竟有些人還是良心未泯的,包括這位戰士。于是,我校那兩車俘虜,被關押了三天三夜之后,終于獲得釋放,而不是被拉去活埋。原來30多年前,在廣州市北站,已上演過一幕《辛德拉的名單》,只是細節我不大清楚,因為當事人已遠在地球另一邊的加拿大!

           細心的讀者可能會注意到,我所寫的這一節,是多么的平淡乏味,當年那血與火的場面,完全未能生動地再現。是的,以上所寫,都是我“采訪”所得,而并非親身經歷。早知道,我的同學們,參加了武斗而又死不了,包括張同學,我也會去參加的。作為一位作家,那學生打學生的武斗的經歷是多么的寶貴!是前無古人后無來者的,而我卻欠缺了!寫得平淡乏味的另一個原因,是應同學們的要求,“武斗”畢竟是很不愉快的事,不應過多地渲染,免使仍活在世上的我們又一次經受精神上的折磨。真的,我想,那“武斗”,的確是盲目和愚昧的行為,是人性的浩劫,當年,無論傷及哪一方哪一位同學,都是可悲的。我沒有參與其中,起碼不會把兇殘的種子埋在心頭吧,所以,這種經歷,不要也罷了,阿門!

            三十多年過去了,如今,大家都垂垂老矣,那些不愉快的往事,都付之苦笑,如煙消如云散。當年,實在說不上誰對誰錯,大家都是政治家們手中的“棋子”,都是權力斗爭的犧牲品,今天,我們大家又常坐在一起,嘆息固然少不了,但更多的是互相問候,尋回昔日的友情;互相提醒,珍惜眼前的光陰。幸甚!幸甚!

                          接(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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