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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憶亡友梁慧生

        ——兼紀念入讀高中50周年以及上山下鄉46周年

                陳賢慶

        序言

           人總是會死的,偉人、名人、美人也不能例外,更何況我輩凡人?早在兩三年前,已得知遠在美國紐約的老同學梁慧生患了血癌,如今聽到慧生病逝的消息時,仍覺得震驚!2014年10月22日,同學兼場友慧生在他入讀高中50周年,以及在上山下鄉46周年紀念前夕,在他68周歲的時候,終于離開這個人世了。
              當慧斌將這噩耗告知大家時,同學們都感到很難過,我當然更感到悲痛,除了寫了一段表示悼念的文字,還承諾要寫一篇追憶文章。這一并非輕率的承諾,卻也成為同學們期待的事情,讓我懈怠不得。
               我一向寫文章,都是在電腦上完成后,再上傳到互聯網,在我的聚賢茶室網站展示。但是,科技的發展日新月異,如今,已經進入了微信時代,這即時的通訊工具,不僅拉近了親戚朋友間的距離,而且使得許多人迅速成為寫手甚至作家!所以,這幾天來,我在思考一個問題,我覺得,追憶慧生,不應只是我一個人的事,這是同學大家可以一起來做的事,尤其是我們勇士場友都可以做到的事。通過追憶慧生,也可以同時追憶與之相關的我們的青春歲月,這是我們在這個微信平臺中完全可以做到的一樁有意義的事。更何況,我們有慧生的弟弟慧斌,有記憶力極強的繼興,有寫作能力很不錯的為霖、詩馨、大芳、汝好、祖正等,隨時可以跟據我之筆觸所至,或作糾正,或作補充,或加感想……如此一來,此文必將會越加豐富越加生動,亦可作為我們獻給上山下鄉四十六周年紀念的一份祭品。當全文完成之后,我再將其放到網站,如何?……
                小芳同學回應:寫得好! 期待著你的正文發表。   
                為霖同學回應:不錯,這也是新的嘗試,你主筆,大家一齊參與,權當為慧生兄追思,為青春歲月追憶。也可共同紀念知青上山下鄉四十六周年。
               大芳同學回應:有意義,同時寄托哀思。佩服你的思維與寫作,我談不上能力了。
               詩馨同學回應:與大芳有同感。祖國的光復、振興,海外華僑功不可沒。從這點上說,觀潮為慧生立傳很有意義。不但能追憶亡友、寄托哀思、凝聚真情,同時使我們社會有了更豐富、立體的了解。從這點上說,觀潮為個人寫 史的“積習"好得很哪。                      
                 于是,這事便定下來。這是我第一次在手機上在微信平臺上進行寫作,或許這會成為一種更有效率寫作方式。
                以上文字,作為全文的序言,如何?

                 我的序言發出以后,也看到了慧斌的態度:從觀潮在這群聊承諾寫一篇有關亡兄的追憶文章,感動之餘卻也在想:慧生兄一世勞碌、平庸,既無政治家扭轉乾坤的雄圖偉略;又無大富豪興家創業史;無明星多姿多彩舞臺生涯;更無才于佳人催人涙下的愛情故事。……他只是億萬草根人群中一人。何來有豐富資料去支持觀潮寫一篇精彩的回憶文章?內心很想勸他放棄,改寫一些隨手拈來,隨意棄去的散文。直到看到追憶亡友梁慧生序言那些由衷詞句,以及各位朋友熱烈反映。于是我感覺到真的是很有意義!現今社會太多冷漠:老人跌倒,無人敢扶;黑心的地溝油,大頭奶……太多太多!在此祝願你及共同參與的朋友,能寫出精彩,充滿愛心的文章,以愛,以人情,改變這泠暯的世界!亡兄泉下有知,也會感到安慰!
                汝好說:拜讀了觀潮兄的《序言》,慨其文思。我和阿斌有同感,慧生兄在泉下應感安慰的。人生苦短,眨眼間46年過去了,我們這些當年的"知識青年",已成為"知死老年"了。我在農場的時間僅四年又三個月,與慧生兄相處的時間更短了,但慧生兄在我心中是一位憨厚、不爭不斗、與人為善的兄長。我覺得憨厚是慧生兄的最大的性格特點。我不善文,恐難幫得了觀潮兄,好在還有很多農友、同學可以幫助觀潮完成這一雄文。
                  為霖也說:我也覺得,人不一定要做什么驚天動地的大業,家財萬貫的土豪,千萬粉絲的明星。象慧生兄那樣,一生平凡,不爭不斗,與人為善,可愛可親的憨厚人也是值得一書的。

                我可能積習的原因,總喜歡聽經歷豐富的人講自己的故事,也喜歡為有故事的朋友寫他們的故事。前兩年,我就聽著老同學黃卓鑾(排骨)口述而為他寫回憶錄,這事還遠沒有完成。慧斌說,兄長是個平庸的人,草根一個,何來精釆的故事可寫?我是不同意這種觀點的。我在“聚賢茶室”網站中,開設了一個“凡人故事”的欄目,我總認為,平凡人都會有其不平凡的事,更何況慧生,生在印尼,長在廣州,讀書在沙河,上山到雷州,創業在香港,離國到百慕大,落籍到美利堅,逝世于紐約……有如此經歷的人,又怎能是平庸?對比他的大部分同學,讀書、下鄉、回城、工作、退休,坐以待幣(斃)的人生軌跡,不是豐富得多嗎?
               為霖等同學說得很好,慧生除了經歷豐富,他那與人為善,可親可愛的大哥形象及品格,同樣是值得一書的。

               我于1961年9月進入廣東省華僑中學讀初中。從我所住的越華路到維新路并不遠,也不時會路過,但對于連鞋子也穿不上的我這樣的廣州仔來說,省僑中是個神秘的可怕的地方,想不到,自己竟然會置身其間!寫到這里,牛哥也插話:是的,那時男生都不穿鞋子,光著腳去返學,走在瀝青馬路上燙得直跳舞。最了不起是有一雙臭腳的回力牌波鞋        
                由于歷史的原因,以及自身的原因,我們往往并不注重成長資料的收集。現在則不然,手機的普及,手機照相功能的豐富和提高,使得年青的父母從孩子出娘胎的一刻,就有相片記錄下來。此后一日一相,至少一周一相。
                說這些,無非是慨嘆當年沒有保存著同學的照片,那怕是名單,以致于我初中時是否與慧生同班,什么時候開始同班,也未能確定。據黎康喬學長回憶,初中時曾與慧生同班,后來慧生留級,后來他又補充說,也許是因病休學一年。如此說來,慧生應是或是初一或是初二時留級到我們這一年級的。還是詩馨同學的記性好,居然記得初一初二時,我們年級有六個班!而且還記得,升上初三時,初二6班分拆到各個班,就在那個時候,慧生與蘊如、紀立等同學分到初三4班。為霖同學依稀記得,慧生與國勝同班。有了這些同學的提示,讓我也回憶起一些情況:初中時,我與詩馨、蘊如、紀立、國勝同班是肯定的;而我又記得,慧生與國勝最要好,因何?只因他們都住得很近,即文明路消防局對面的樓房。詩馨說,觀潮,慧生初中與你、我同班是肯定的,但是否初三才轉來我也不十分確定,可能得問問蘊如。繼興說,黎康喬講過他初三與慧生兄同班,如此分析, 如果沒有差錯的話,慧生就是初三的時候到了我們班,與我開始做同班同學的。
                眾所周知,慧生的外貌有個特征:他有個酒糟鼻子,于是,同學們很自然叫他綽號“紅鼻”,他也不惱怒。由于他較肥胖,因而又叫他“肥紅”,進而簡稱為“阿紅”,綽號漸漸變得女性化了。
               初中年代,我記得與兩位同學關系最要好,一位叫陳沅,一位彭日柱,大家都漸漸喜歡上音樂,不時到廣大路陳沅家聽唱碟,或晚上一起去欣賞嶺南輕音樂隊的表演等,至于和慧生有無接觸,就想不起來了。
                再說,如慧生那樣的華僑生,對我們來說,始終有些神秘感,他原來在哪個國家生活?什么時候回到中國?因何回來?……幾天前,我才從慧斌那里獲得一些有限的資料:1952年,母親帶著大哥慧良、大姐慧貞以及6歲的慧生、4歲的慧潔和2歲的慧斌回到中國,回到廣州,而父親則只身留在印尼……為什么會出現這樣家庭分裂骨肉分離的情況?聯想到那個經常動蕩不安的印度尼西亞國家,或許可以猜測到若干原因?不過,一切都要待慧斌來作解釋吧,怕的是,慧斌當時年幼,事后也沒有考究,對此知之甚少啊!

              新中國時期,從印尼回到中國的華僑的成分比較復雜,有的是因祖國解放,而回國讀書和參加建設;有的則是因印尼當局“排華事件”而被迫回到中國的。所以,對于慧生一家因何父親只身留在印尼而其他成員在1952年回到中國的原因,我不敢肯定。   
              幸而慧斌還知道當時回國的原因:那時我們回國,並非骨肉分離,家父是愛國的僑領,四屆廣靑會主席,把家人送回祖國,獨自留在印尼宣掦剛解放不久的中國。家中仍留著中國政府在國慶節邀請他參加國宴的坐位卡,天安門觀禮貼,和由當時僑聯、婦聯主席何香凝送的親筆簽名老虎國畫。
               在上一節,我提到慧生一家住在文明路消防局對面,當然不知道門牌號碼,想不到遠在紐約廖錫杰學長發來微信:“梁慧生同學是1963年僑中初三(3)畢業生,住文明路199號二樓。和黎康喬、廖錫杰是同班。……”
                慧斌還回憶:他們兄妹在仰忠街小學讀小學。其后,大哥慧良、二哥慧生和我先后入讀僑中,物理老師李匡曾對我說:三兄弟都教過,慧良成績最好、慧生比較靜,我則最百厭。
                大姐慧貞入讀師范附中,慧生妹慧斌姐之慧潔,入讀16中,1966年時已讀到高三級,以致于后來曾與她共過事的曾新兒等同學以為她是慧生的姐姐。文革之前,大哥大姐申請出了香港,避開文革動亂,更避開上山下鄉風潮。

              上一節發表后 ,即有同學呼應。大芳同學感慨道:原來慧生兄弟的父親是愛國僑領,為支持祖國建設送妻兒女回國,自己只身留在海外舍小家為國家,繼續開展宣傳祖國的工作,值得敬佩和愛戴。還有僑中那么多師生仍然記住梁家三兄弟,學習情況住址的門牌號碼都那么清楚,真的是暖人心啊。我對這些全然不曉,非常感動。觀潮更是不余遺力連夜撰寫,非常可嘉,還有為霖、詩馨等的補充,這篇祭文即表達對慧生紀念,又體現華僑的愛國情懷,更有我們知青所走過的歷程。
                慧生兄弟的父親是愛國僑領一事,不僅大芳她們不知道,就連和慧生相處了十余年的我也不知道!這也可說明慧生兄弟的謙遜低調。據我所知,當年我們的同學中,有不少人的父親就是當地的僑領,如黃卓鑾、秦新仁同學的父親等。老一輩華僑的愛國熱忱以及犧牲精神,的確值得我們銘記和贊頌的。
                還是回到我們的學生時代。1964年7月,我們初中畢業了。當年的高中,和現在一樣,也是要考的,并非從初中直升上本校的高中,我的好友彭日柱就考去了紡織職校,而陳沅竟然連高中也考不上,后來去了海南島白沙農場當知青。至于當年中考的形式是怎么樣的,考場設在哪里,由于時代久遠,我一點印象也沒有了。
                我以及不少本地生,從害怕僑中到喜愛僑中,還是考回本校的高中;而華僑生們,當然很自然會繼續考讀僑中,于是,我們原來分布在初中各個班的同學,在當年的9月開學時,便相會在高一2班,其中,就有梁慧生同學。

               看了上一節,有關當年中考的情景,麗蓉同學馬上回憶起,就在學校設考場考試。為霖同學也認同此說,并記得:如我們初三(五)班,升高中后我和詹康年等被分到高一(2)班。而大部分被分到高一(1)班,如張美玲,王家義,茹華英,袁楚凡,周九根,蔡夢麟,楊銘勳兩夫妻等等。

               我們與慧生一起進入高一年級時,慧生原來的同學即黎康喬等便升上高二年級。我記憶所及,當時的高二級就只有三個班,而我們高一級,也還是保持只有三個班。由于是初中同學的分化和重新組合,弄得我也有些糊塗了,如與我小學時為同學的劉象潛,原以為初中時也同班,后來才知道并不同,他記得與何啟逸同班,但不記得是什么班,高一時兩人都到了高一2班。又如在初中時在隔壁課室經常會碰到的蔡為霖、詹康年,高一時成了同班同學。在初中時同班并同過桌的鄭詩馨,高中時卻分到1班,這是我少年時心頭隱痛之一……
               就在我們升上高一年級的同時,有一批天真活潑的紅領巾少年也進入了僑中,成為了初一年級的學生,如慧斌、如汝好、穗英、振玲、振舟、忠良、令邦等,他們分在初一10班,不知還有沒有11、12班,一個年級有十個班,說明僑中的辦學規模越來越大了。
               我們入讀高一級那一年,是1964到1965年。由于學校仍在維新路,我們仍然是走讀,如我依然往返于學校和越華路,象潛往返于學校和興昌街,為霖往返于學校和德政路,康年往返于學校和流水井……我們都是靠雙腳步行,并無自行車之類,至于慧生兄弟每天也是往返于學校和文明路,有沒有自行車?似乎難以回憶起來了。
                當年的僑中,配套有學生宿舍,就在學校正門馬路對面的樓房,那些學生宿舍,主要提供給“無家可歸”的華僑學生住,我依稀記得,秦新仁同學是往宿的。
               我現在已經回憶不起來,那時候,上午放學后,走讀的同學如何解決午飯?學校是否有飯堂?是否都回家去吃?父母煮?自己煮?……想想都覺得煩惱!
                晚飯,各家各戶自己解決,是肯定的;晚上,學校沒有晚修制度,也是肯定的,那么,晚上要不要做作業?一般要做到幾點鐘?我怎么對這些都缺乏記憶?我只記得,晚上自己常常到長堤漫步,或到新華、新星、永漢、青宮等電影院看電影,怎么就想不起燈下埋頭做功課的情景?
                也正因為班上多數同學是走讀,彼此接觸不算多,在高一年級階段,我也很難想到和慧生有什么特別的相處活動,倒是學校組織我們去過兩次農忙,都是去的大瀝梁清堂公社,不知同學們還記得否?此外,1964年10月16日,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在學校操場有敲鑼打鼓的情景。1965年1月,劉少奇當選國家主席,學校還組織我們到中央公園門口跳集體舞。再努力回憶點什么,記得祝菊芬校長給我們作過一個報告,講過當年瓊崖縱隊的戰斗故事;還記得書法家麥華三在禮堂也作了一個講座,隨手寫了一個斗大的“書”字……

             今天,紐約的趙惠星同學給慧斌發來微信:
             梁慧斌:我們紐約僑中同學會將在十一月二日(星期日)茶敘,到時會商討慰問你哥哥家人一事。請你告訴我,你嫂嫂的住家地址和她的電話號碼,以便我們可以聯絡她。謝謝!
               對此,慧斌感動至熱淚滿眶。在此,我也代表中國大陸的同學們,委托趙惠星、黎康喬、高保樂等同學,向慧生的家人致以誠摯的問候。同時,我也以個人的名義,向場友、隊友黃玉瑜女士致以親切的慰問。

               上一節文字發表后,同學們有所反應。學校有飯堂是肯定的,不然,住宿生吃飯就成問題,但是,走讀生是否可以搭食?毛漢生同學有如是說:說起在維新路返學,我中午是在學校搭食的,吃完飯就在學校里走走,常去的是圖書館上面的小禮堂,晚上也是在校自習完才回家。如此說來,走讀的毛漢生同學是在學校搭食的了,但搭食要不要條件?
               另外一事,當年,我們走讀生是否需要晚修?據為霖、麗蓉、象潛等回憶,那時,他們常常在晚上到青宮電影院做義工帶位,可見是不用晚修的。不過,大芳同學似有不同說法:觀潮你忘啦,晚上是有晚修制度的,都在課室做作業或復習。可能走讀的同學不一定,問問詩馨。我記得我們班有不少走讀的同學也在晚修。學校有飯堂,住宿的在學校吃,走讀的可能不管。

               如此說來,學習勤奮的走讀生,晚上是會回校參加晚修的。但是,我肯定沒有這樣的記憶:晚飯后,從越華路步行回到維新路的學校參加晚修,晚修后,再就著昏暗的路燈步行回越華路……
               我在上文提到,當年初一有十個班,慧斌、穗英、汝好他們就從小學進入僑中的初一10班。誰知,這說法不準確,帥文瑩同學就糾正道:觀潮大哥,你說的初一(10)班,其實是初二(|0),因搬校舍原因,舊僑中初一8個班,搬去新校舍后就剩初二(7)英文班,初二(10)俄語班,其中大多僑生港澳生,于是就和慧斌汝好等一個班,我班十多男生到勇士,七八個女生在南華,雖相隔不遠可從來沒見過面。直至返穗后,但至今我還沒見過慧斌。文瑩同學的說法,讓我明白了當時初一級只有八個班,升上初二時才有十個班。為什么會這樣?原來,在1965年7月當我們完成了高一的學業時,學校發生了“大地震”!
               這大地震,就是學校要遷址,從市中心遷到郊區沙河的瘦狗嶺下!為什么要被“逼遷”?在此我也說不清楚,似乎還是為了學校的發展吧!對于遷校,我們學生尤其是走讀生是不會很高興的,從維新路到瘦狗嶺,很遙遠呀;我們要住校,要吃集體食堂,要參加晚修……不樂意也無用,大家也不會去抗議抵制。于是,在結束高一級學業的那個暑假期間,我們參加了遷校勞動,將校產一車一車運到新學校。
               正是由于有了遷校,同學們開始了同學習,同晚修,同吃飯,同睡覺,同勞動,同娛樂的生活,大家的聯糸更加多,包括我們和慧生的感情,也變得深厚。
               也是由于遷校,使僑中與本來沒有任何瓜葛的51中學有了關聯,僑中學生的成分,也發生了變化,出現了“沙河仔”“魚沙坦妹”這樣帶有“農”的色彩…… 

              1965年暑假僑中的遷校,高中年級是全部遷去,但是初中年級就弄得異常復雜了,那又分又合,如果不回看資料,真是難以說得清!
                原來,僑中初一級有10個班,5個英語班5個俄語班,帥文瑩同學在上文中說到8個班,看來是不對的。遷校時,學校在5個英語班中抽出一部分人組成一個初二7班,在5個俄語班中也抽出一部分人組成一個初二10班,遷往僑中新校,其余的同學,則留在原校的宿舍區,組成新的51中學。也就是說,這部分同學,明明是僑中的學生,忽然又變成了51中的學生了。那末,在瘦狗嶺那里,本來就有一所51中學,初一升初二級有16個班,這16個班只留下一半人,組成8個班,其余的學生則分到附近的中學去。也就是說,有8個班的學生,本來是51中的,搖身一變,成了僑中的學生。還有一半人,又莫名其妙變成了另一所中學的人。如此復雜的一項工程,我也是在數十年后才弄清楚的。
               搬到瘦狗嶺校區后,我們才知道,維新路的校址被市教科所占有了。而瘦狗嶺校區那憧五層的教學樓,又非僑中獨有,僑中只占兩層,其余的屬公安學校和水科所,這就顯得整個學校不倫不類了。如果說好處,它的總體面積會比維新路舊址大些,還個大小兩個足球場,四面有些田野,不遠處是寬闊的天河機場,學校旁邊就是林和莊,就近即可“學農”,當然,最賞心悅目的,就是從宿舍的窗戶,即可望見也算高聳的瘦狗嶺,可謂開窗見山。
               我班男生的宿舍在三樓,安排在307和308室。我住在308室,而慧生似乎住在307室,但不管住哪個室,每室6張架床住12人,大家互相串門,難分彼此。
               高二3班同學住306室,也就是鄰居,慧生與高二3班的黃卓鑾、李宗麟等印尼僑生相熟,常帶我到306室聽他們彈吉他,唱印尼民歌。當時,我想學也沒有條件,窮學生怎么買得起一把吉他?
               寄宿生活就這樣開始了。由于全班同學都每天學習在一起,生活在一起,加上班主任謝孟祿又善于指導和調教,大家和睦相處,互相幫助,共同進步。還記得在飯堂吃飯,同學輪值,負責分飯分菜,公平公正。還記得挖護校河那熱火朝天的情景。還記得班際足球賽那激烈競爭的場面。更難忘全校的文藝會演,全班同學齊心合力演出《英雄譜》……50年前在瘦狗嶺下那一年的學習生活,健在的諸位同學仍記得吧?已在天堂上的慧生兄,你也還記得吧?……

              看了第七節的內容,有些同學有話說了,主要還是當年遷校,與51中學分化組合的問題。我說舊校中初一級原有十個班,當然,這說法也是聽初中同學說的。但帥文瑩同學堅持說只有八個班。這時,另一位同學站出來了,她就是明美媛。她說一共9個班,1一4是英語班,5一9是俄語班。三毛和李美賢等是5班的,你和惠星等是6班,蔡志旺和廖新媚等是7班,梁慧斌和黃汝好等是8班,桂良和順興等是9班。5一9班搬校后變成初二10班。1一4班變成初二7班,其他那些初二班是51中的學生。……美媛同學的糾正,有道理有實例,一下子就使我和文瑩同學都信服了。
               我上節又說到,原51中學初一級有16個班,原來也錯了,梁繼興同學糾正說:瘦狗嶺原五十一中初一有十八個班,一至十四班是英語班,十五至十八班是俄語班,而且分俄語班的多是北方子弟,到僑中,初二一至初二七為英語班,八至十班為俄語班,而七班與十班是維新路過來,大口,張保林,賴經文,盤春華,等是八與九班的。繼興又說:我初一是六班,僑中時將初一的五,六,七合為初二3班,與你班是兄弟班,當時你班曾惠珠,黃炳權,司徒國正等為輔導員。
                這項分化組合的工程,使得僑中人變成51中人,51中人變成僑中人,到底當時的初中學生愿意做僑中人還是51中人?……記得2005年金秋聚會時,有一位同學和我聊天,說自己是51中的,但本來是僑中的,五十多歲的小老頭,還象孩子一樣一臉的委屈。可以肯定,僑中是省一級學校,愿做僑中人的同學還是多一些吧。
               說到瘦狗嶺校區的學生宿舍的架床數,原來我也說錯了,我說每室6張架床,繼興同學糾正了,是5張,每室住10人。我班24位男生,應有兩個半室,有四位同學大概住到306室,與高二3班的黃卓鑾等同學共住,可能慧生也住那室。劉象潛同學回憶:慧生是我班唯一一位睡覺時穿睡衣的男生。
               李宗麟同學的班別我也說錯了,不是高二3班,而是高二1班的,這也說明,當時三個班的男生住在第二憧三樓,彼此是鄰居,友好往來,共同娛樂,未聞有吵架斗毆之事,更無拉幫結派,欺侮弱小的惡劣行為。
               不僅如此,學校還實行輔導員制度,就是在高二級中選一些優秀學生,到初二級某班充當輔導員,協助班主任開展工作。繼興就提到,我班與初二3班是兄弟班,曾惠珠、黃炳權、司徒國正等當他們的輔導員。慧斌回憶,為霖同學也當過初二10班的輔導員,也說我班與他們班是兄弟班……到底我班與多少個初中班結為兄弟班,到底我班有多少位同學當過輔導員,因我沒有這種榮幸,當年就沒注意,現在更弄不清楚了。不過,以高年級學生幫助低年級學生的做法,實在是很不錯的,不僅可以增進班級之間同學之間的友誼,而且可以鍛煉一批學生干部。上述諸位同學,在即將到來的文革風暴中,都能顯示出領袖或干將的風范,而慧生同學,就不是這方面的材料了,盡管他父親就是位印尼僑領。高中時代的慧生,給同學的印象就已經是一位厚道和藹的大哥,不卑不亢,與人為善,與我們本地學生沒有任何隔閡。
                 1966年的春夏,全國人民都在正常地生活,或讀書或工作或娛樂。我們已到了高二下學期,只等期末考試完畢,就可放暑假;暑假過畢,我們就是高三年級的學生了。誰也沒有預料,一場史無前例的政治大風暴,改變了每一位同學的生命軌跡……

              今天是2014年11月2日,周日。一覺醒來,已經10點鐘,窗外,竟下起小雨。很多天也沒有下過雨了……昨晚,天空仍很晴朗,月亮高掛,怎么今早就下起雨呢?……不知慧生兄所在的天堂,可有下雨?……昨天,我也覺得左腿有輕微麻庳的感覺,莫非,觀潮弟也老衰將至?……是的,慧生兄不會寂莫,我們也會陸續到來,與你一起說僑中,憶徐聞的……
                上一節說到兄弟班之事,有所疑問,到底如何結對?繼興同學有解釋:僑中當年初一和初二共十二個班,而高中共九個班,結為兄弟班顯然不夠分,所以高中有班級負責兩個班是正常,僑中初高中共二十五個班,初三有五個班,是否有結兄弟班就不清楚了。
               文瑩同學再肯定我班與初二10班是兄弟班,為霖同學充當她們輔導員。為霖同學不僅靚仔,而且有“水牛”般身材,很輕易就震住了慧斌、穗英、汝好等頑童,而且也輕易便獲得小姑娘們的芳心。
               新兒同學也有回憶:那時學校發明的兄弟班以大帶小確是個好辦法。初一1班就是由高二1班做輔導員。我就記得黃葉青是輔導員啦。今天的學校還有這些傳統嗎?……她又回憶道:學校努力發掘僑生的優勢特長。高一3班的陳瑞意是印尼歸國的僑生,很會打羽毛球。學生會就讓她擔任初中部羽毛球的教練。我就是在她的指導下學會了打羽毛球的基本步伐和扣球啊什么的,終生難忘。記得她不知道從哪兒搞到已經拆掉的體育館里丹麥秋隊來華比賽的票,帶著我們十來個人去觀摩學習,我是第一次在體育館看比賽,當時的中國羽毛球在湯先虎陳玉娘等帶領下,已經進軍世界了。只記得丹麥球員打輸球居然當眾扔球拍,令我等小字輩目瞪口呆的。這也是很難忘的記憶。……
              那時光,同學們之間的感情多么真摯,多么純潔,這是人世間最應歌頌的。只可惜,文革風暴的突然刮來,傾刻將良好的干群關系、師生關系、同學之間的關系完全破壞了!
                有關文革的起因、經過以及在學校中發生的事,我自己本人的遭遇等,我早已有長篇回憶錄《革命與逍遙的日子》記載過,在此就不必要再重復了。但有一點大家都很清楚,“階級論”的盛行,將同學們分成了“紅五類”和“黑七類”,后又派生出一個不紅不黑的“紅外圍”!紅外圍中有些人想向紅五類靠近,但一般也難以靠得上,所以實際上也分成兩大派,如我那種真正的黑七類并不多,幸而我班的紅五類同學也都算溫和,有的本來就是極好的朋友,如梁正元同學,因此,我也得以和為霖、康年、慧生等同學一起活動。
               文革爆發之初,紅五類有上京朝圣的資格,但其他同學則沒有!他們認為,我們也有參加文化大革命的權利,也應有外出串聯的權利。直到當年11月間,我們不知怎樣弄到一部解放牌卡車,載著二十多位男女同學,其中就包括我和慧生,一路風塵,望粵西而去。經過一整天艱苦的行程,我們到了湛江。說實話,去外地串聯煽風點火是假,游山玩水是真。湛江是一座海濱城市,風光秀麗,讓我們大開眼界。幾天后,我們又在湛江霞山火車站,擠上了本來就很擁擠的列車,乘夜到達了廣西的首府南寧。南寧是一座整潔寧靜的亞熱帶城市,給我們留下了良好的印象。
                 在南寧玩了幾天后,我們發現前無去路,只得打道回穗,但康年說他有個大姐在貴縣,于是我,似乎也有慧生等幾位,跟隨他坐公交車經桂平到貴縣,然后取道梧州回到廣州。這次西行,是我班同學難得的一次集體旅行,可惜我記憶還不夠清晰,如果有哪位同學能得所有的參加者就好了。
               經此一行,同學們的心野了,回廣州后,又不安了,于是各自再出走,我和康年、慧生、新仁、昌育,應該還有誰,一行六人,開始了步行長征。我們不象其他同學那樣到韶山、井崗山朝圣,我們是往南走,第一天走到大良,第二天走到小欖,第三天走到石岐。在石岐玩了兩三天,其間想去拱北未去成,往回再走到小欖,從小欖到江門,玩了兩天,再坐花尾渡回廣州。
               這兩次出行,許多具體過程和細節都想不起了,但是,和慧生同行,共同享受旅游的樂趣,這是肯定的。我班男生似乎還有一次西樵山之行,我只記得走了不少山路才看到那個無葉井,但具體的事又想不起了,不知哪位同學還有印象。
               文革是一場浩劫,但使我及我們與慧生結成好友……

               有幾位相識的原廣州執信的高三級女生,看了第九節以后,發來信息說:你們的大串連意義不大,不夠我們執信人勇,我們一去就是遙遠的北京四川等,且去高校!……有鑒于此,我即作解釋,上文寫的,僅是文革開始之初我自己參與的兩次外出“串聯”,其他同學,其后是北京、東北、西北哪兒都去到;打著戰旗步行去革命圣地的同學同樣不少。
               1967年元旦之后,各類“戰斗隊”層出不窮,如我班女生的“魯迅戰斗隊”“井崗山戰斗隊”,高二1班女生的“五四戰斗隊”,高二3班男生的“1031戰斗隊”,初中小女生的“大喊大叫戰斗隊”……至于我班的非紅五類同學,也組成了一個“308戰斗隊”,取的是我們宿舍的房號,缺乏革命的色彩,甚至還有點搞笑的成分。如果要我們現在說出308戰斗隊的全部成員,實在很難,但是,幸運的是,數十年后,我竟然看到了一張高二3班黃卓鑾同學保存的當年戰斗隊成員的合影,于是,有相為證,其成員如下:前排蹲下伴著隊旗的,是郎仲光、張昌育、秦新仁;后排左起是詹康年、李鶴嗚、黃培燦、區榮新、蔡為霖、杜森成、劉象潛、梁慧生。其實,在李鶴鳴和黃培燦之間,還有一位探頭探腦、若隱若現的角色,就是本人。提到這張照片的目的,也是要說明,在文化大革命爆發之后,作為歸僑的慧生,也和其他同學一道,投身到“革命”“造反”“批斗”……之中。
                但是,據我所憶,隨著運動的深入開展, 隨著派仗、武斗的開始和加劇,慧生和我,以及象潛等一批同學,都自覺或各種原因離開學校那是非之地,也遠離派仗的戰場,我則與象潛躲在昌興街他的家,一起學拉小提琴,直到1968年“復課鬧革命”才重回學校。慧生是否也躲在文明路的家中,學點什么做點什么,一邊聆聽北京路上不時傳來的高音喇叭聲,以及省總工會那邊傳來的自動步槍聲?

        十一

              寫罷第十節,我準備就此跳過那兩年,直接到上山下鄉去。但是,從同學們的反饋來看,我是欲前不行啊!
                首先,還是說說慧生的事。在上一節中,我發出疑問,與我一樣中途脫離“革命隊伍”的慧生,在1967年下半年和1968年上半年,都做什么去?還是慧斌發來信息,解決這疑問。
                慧斌說:那時,家處於"地總"總部市一宮附近,每天總聽到一些或密集或凌聲的槍聲。見過捉到的旗泒人士給暴打,見過一位給兩人在地上拖行,沿途留下一條長長的血跡、也見過"公安紅旗"駕著車不斷向市一宮開槍!那時,交通全部癱瘓,有一次,由文明路去西關寶華路找同學黃𒫦安,沿途數了一下,競有三十二條或躺在路邊,或掛在電線桿上的屍體(有的還微微喘氣)!太殘忍!。      于是乎,我和家兄便什麼泒也不參家,買回竹子,搭了個棚在騎樓,上靣養伩鴿,下面養雞又養了條狗,數條金魚(海、陸、空俱全)當起牛哥批評的逍遙派來了!
                慧斌以上的敘述,我對“三十二條尸體”表示懷疑,你一個十五六的小孩,踏著別人的尸體前進,你不害怕?!還記得,1968年夏天,廣州發生了大批勞改犯越獄的傳言,弄得滿城恐慌,于是,街道實行聯防,如戰爭年代,安裝了路障,有街坊把守,晚上還要每家每戶派一位男丁去值班,我就曾手拿一根鐵棒,半夜兩點鐘行走在小東營那巷子里,真是太荒唐了!不久,大家也不見勞改犯燒殺搶奪,而那路障將車輛阻擋,米車煤車菜車也進不來,自己困死自己,于是又把路障拆了!這是文革時期廣州一樁疑案,是誰散布的謠言?為什么要散布這謠言?如果是我,我一定會在臨死之前說出來:當年,我做了一件多么轟動的事!在這事件中,肯定死了一些無辜的民眾,只不過,那數量,永遠也無法統計了。
               慧生兄弟也當了逍遙派。他們是真正的逍遙啊,養鴿養狗養魚……而我和象潛是學拉小提琴,也脫離了“戰斗隊”,我的行為引起康年同學的不滿,畢竟我和他一起參加過奪印行動:奪了僑中學校的公章。那是多么好玩的事,你竟然說不玩就不玩了!于是,他不叫我的名字了,而是叫我“陳觀潮”,簡稱“觀潮”。其實,我也想去玩玩的,但一想到自“黑七類”的身份,就覺得底氣不足,似乎是混進革命隊伍里的浦志高,于是,自動“脫黨”了。若干年后,我回想起,自己缺了打派仗的經歷,缺了偷渡的經歷,其實也是人生的兩大遺憾。不過,在文革中打老師斗同學害無辜,這樣的經歷就不要有了,有做過,最好在有生之年趕快懺悔!
               還有一事我感到詫異。象潛說:308是我們教室的號碼。不是宿舍號碼。在文革初期大串連的時候,所有紅五類都去了串連,只我們這些非紅五類無得去,只有每天去學校旁邊的田地拿把鋤頭掘下掘下,所以以我們自封為"308生產隊"。我想,308怎么是課室的號碼?!明明是宿舍的號碼嘛!308戰斗隊是有一支旗的,我們怎么會叫它“生產隊”?!這真是比趙本山的小品更搞笑了。對“生產隊”之說,我表示強烈的懷疑。還有,象潛說,別人去串聯,我們去鋤地,有這樣的事?那時,誰能指揮我們去鋤地?……這事,有待考證。康年同學證實,是我們課室的號碼!不過,多位同學堅持認為:308是宿舍的號碼!
               唉,文革是一場浩劫,一場惡夢,惡夢總希望快些醒來,不再說它,誰知,今晚又說了這么多,也不知該說不該說……

        十二

               今天是2014年11月5日。46年前的今天,我親手拿著戶口本,到越華路派出所,親眼看到戶籍民警將我的那一頁蓋印注銷,此后的46年,廣州市民的名冊中,已沒有了我的名字……
               1968年秋,我們被召集回學校,說是“復課鬧革命”,其實是另一種命運等待著絕大部分的同學們——那就是“上山下鄉”!這運動有組織部署,但也松散自由。僑中分配的去處,一是到三水縣農村插隊,另一是到徐聞縣農場。你不去上述兩處也可以,可以跟隨別的學校去別的地方,也可以投親靠友,總之,你離開城市到農村去到農場去就行了。這事大家都經歷,前因后果也明白,我也不多說了。單說慧生的事。那段時間,我們和慧生的來往多了,不時聚集在文明路他家,商議對策。所謂對策,其實并非抗拒之策,而只是選擇去向的問題。我們一班同學,晚上經常在珠江長堤漫步,除了留戀母親河,更多是排解苦悶。有一晚,大家還記得嗎?我們漫步到沙面,在的彩茶餐廳喝杯咖啡,一邊在議論三水和徐聞,誰知,鄰座就有一位男人,與我們答話,他竟然就是徐聞某農場的職工!于是,那徐聞佬向我們介紹了我們一無所知的雷州半島的情況,似乎還不算壞。就是那一晚,使我們和慧生決定了去向!事后我想,是否上天派了一位使者,故意將我們引導到那六百公里外的紅土地?又或者特意將我們一百多位同學送上同一條生命的軌道?
               慧生兄妹兄弟三人一齊到徐聞,這也算一件特殊的事。由于不時到慧生家,我們和慧生的母親也相熟了,那是一位慈祥的老太太,頗具華僑婦女的特質,是她覺悟高,樂意將三個兒女都送去廣闊天地鍛煉,還是不得已而成為獨居老人?……總之,1968年11月7日,當慧生、慧潔、慧斌在廣州黃埔都與我們一道登上建華艙時,我也曾為他孤獨的母親著想……
                在建華艙上的一天一夜,心情也很復雜。為霖同學回憶:在建華輪上,夕陽西下,夜幕降臨之際,我和慧生,觀潮等人坐在船頭上,作詩高歌,大有“鐵達尼號”之景——因為我們第一次出大海,又第一次坐這么大的輪船,太興奮了,忘記了我們要去的地方!但據我所記憶,作詩高歌是不會的,但盡情地欣賞海景,欣賞船尾追逐鳴叫的海鷗……   
                慧生和我的行李不同,他的豐富些,我的寒酸些。但也有相同之處——我們都帶有樂器。我帶了一把小提琴,一把高胡;慧生帶了一架手風琴。在當年,手風琴當屬奢侈品了。
               11月10日,僑中四百多位同學,踏上了徐聞縣的紅土地。一半同學被分到南華農場,一半同學被分到勇士農場。當年是誰負責分配的,以什么依據分配的,大概已無從考究了。一百多同學分到勇士農場,又被分散到三個不同的生產隊,這又是誰負責分配的,以什么依據分配的,大概也難以考究了。總之,被分到同一個生產隊的同學,都是有緣人,注定今生都會有交往,那怕就如我們和慧生慧斌兄弟,遠隔重洋,亦“天涯若比鄰”,友情長存!

        十三

              上一節,寫到上山下鄉運動了。慧生三兄妹姐弟因何一起去徐聞農場?這疑問,當年沒有弄清楚,現在,還是要靠慧斌作說明了。慧斌回憶道:
              當上山下鄉運動鋪天蓋地來時,各種政策,各種手段都使出了。正如觀潮和識得家母的人都說,她是慈祥、好心的人。舉個例:在她的教師生涯,先後救過兩學生,后來這兩人常常來探訪家母。有一次約家母回國,她一群學生請她飲茶,回憶起文革時,學生沒有寫過一張她的大字報。如此一個好人,那時卻給關進東山一間老師的"五七"干校——動機很明顯,你有三個應界上山下鄉對象的子女,你應該怎么辦……直到我和慧生、慧潔在學校答應上山下鄉,即時便放家母、恢復自由!——這是糾正觀潮文中所寫的家母很開通的說法,試問哪個母親捨得和自己的親生骨肉分離?哪時,只要你答應上山下鄉就行了,不管你去哪里,所以有了投親靠友這回事,所以有選擇和誰一起去的難題!正如文中提到的:慧生和賢慶、為霖、新仁、康年,選了在一起;我則和初一舊僑中到初二搬到瘦狗嶺的梁瑞英、黃汝好、傅振鈴、舟兩兄弟,選擇在一起,又選了和生哥同一起。浩浩蕩蕩,嘻嘻哈同登上建華輪,以及以後建立的共患難,同富貴的生涯!
                有關上山下鄉所發生的事很多,我在《徐聞風雨憶當年》和《雷州歲月追憶》兩文已有詳敘,此文主要寫些涉及到慧生的事吧。
               勇士農場十三隊,和其他生產隊一樣,都不過是個偏僻的小山村,如果不是三十多位同學共同生活勞動在一起,那日子真不知怎么過!從十三隊到場部,有十二三公里,那時,場部已成了“天堂”,盡管那里也只有一間稍大的商店可吸引人。不過,晚上如果放電影, 那就是走路也會走去湊熱鬧。某晚,十多位男知青就到了場部看電影,開場前,穗英、慧斌等不知怎么發現場部工會那里有一張乒乓球桌子,于是便去打球,不知怎么竟與三隊的知青吵架后發展到打架,慧斌等被打傷,落荒而逃,哭著找到了我們高中生。慧生、為霖、觀潮等急去論理,幾乎到了一觸即發的地步!這時,慧生雖鐵青著臉,但還是盡量克制,與三隊的知青坐下來談判,避免了一場“血腥之災”!
               剛到農場不久,便有了元旦文藝會演這一件愉快的事。我隊的《喜送公糧》的表演唱大家一定難忘。慧生不是帶去一部手風琴嗎?盡管他拉得并不算好,但那手風琴夠大聲呀,所以演出成功也有他一份貢獻。也因為這次演出,農場政治處注意到十三隊有一部手風琴,于是,第一屆場宣成立時,慧生就被抽了去。這事,觀潮是記得很清楚的,因為他羨慕妒忌,就差恨了。我想,政治處真有眼無珠,怎么沒有看到我才是天才的藝員呀!
               次年春節前,慧生和我們大部分男知青,從由牛欄改成的宿舍搬到一間新的茅屋。沒有廚房,我們就在門前的空地用石頭壘起一個灶臺。那時,二十多位男知青,除了慧生,都沒有烹飪知識,于是,凡有殺雞宰鴨,乃至煮蟹煲狗燉穿山甲的活,都由他去做,或在他的指揮下去完成。慧生每次回廣州探親,都會帶回不少香港或外國的食品大家分享。可以這么說,在農場艱苦的日子里,我們還能不時吃到一點山珍海味,真要感謝慧生的。
                1969年10月,六位初中生、也是慧斌的好友,密謀逃亡回廣州。這事,慧斌不可能不知道,或者也參與其中。但最后,慧斌沒有跟隨出走,這大概和哥哥的勸說有很大關系,避免上了“賊船”。

        十四

               2014年11月9日中午,徐聞勇士農場原十三隊的知青以及部分職工子弟,還有老工人潘金來,歡聚在番禺區大石的花好悅園酒家,紀念知青上山下鄉46周年。席間,大家奠酒于地,懷念早逝的農友春華和慧生。我們注意到,那酒家的一間大廳,被原海南長征農場的知青場友包下,也在搞紀念聯誼活動,席間又唱歌又跳舞……
               是啊,46年了,象是很遙遠的過去,又象是昨天發生的事……
               初到農場生產隊,我們被分到各個不同的班組。不久,為霖、康年、慧生、新仁、觀潮五人被調到苗圃班。這五人有什么特點?都是高中男生。大概,隊領導認為,苗圃班的知青既需要體力,也需要文化知識吧。
                勞動是艱苦的,雷州半島的冬天也寒冷。我發現,傍晚收工以后,慧生就提著水桶放上衣服,到水庫去游泳兼洗澡。受他的影響,我也勇敢地追隨他進行冬泳。記得有一天,氣溫只有4度,我倆猶豫了一下,還是毅然往水庫走去。
               1969年春天,農場改為軍墾農場,勇士農場變成七師十團,十三隊變成了十四連。上述五位已成為兵團戰士的高中男生,利用一個周日,去到了10公里外的曲界墟,除了買些海鮮食物,他們還發現那里有一間照相館。不知是誰的提議,他們留下了一張都穿著背心的合照。
               1969年,對于十四連知青來說,是不平凡的一年,有兩件大事導致了十四連知青的解體。一件大事,是觀潮到場部的商店買回一部收音機。男知青便利用那收音機,收聽澳門陸川電臺的廣播劇以及流行歌曲,繼而,觀潮、慧生等還傳唱教唱流行歌曲。另一件事,就是上一節提到的六位初中生偷跑回廣州一月的事。
               如果沒有其后而來的“一打三反”運動,上述兩件事也不算什么,當那運動兇猛而來時,首先是兩位老工人無辜慘死——李工人因相貌似歐美人,被疑為“特務”;周工人因解放前當過“保長”,被批斗。兩位老工人都以自殺以明志,死得悲壯!
               第三位準備自殺的老工人是林阿姨。她與五位男知青同為苗圃班工友。林阿姨熱情好客,常招他們到她家的小伙房煮食。要命的是,林姨有一位讀初中的女兒,于是,運動開始后,林阿姨也被誣陷利用“糖衣炮彈”和“美人計”腐蝕知青,令五位高中男生氣憤而又難辯。
               由于十四連死了兩位老工人,男知青的表現又很差,驚動了團首長。團首長到連隊視察,已決定要動大手術來分化瓦解。
               1970年5月,偷跑回廣州的六位初中生,有五位被分散調到其他連隊;6月間,一輛牛車將觀潮、慧生、經文三位知青的全部家當裝上,老牛拉著牛車,沿著一條林間小路,緩緩拉到離十四連大約三公里外的一處防風林環抱之中的地方。團首長要在那里建一間機制紅磚廠,從附近幾個連隊中,每隊抽調一位老工人黨員骨干,另外抽調三位男知青,一共二十多人,便成了磚廠的工人。
               為什么要調我們去?觀潮與慧生也心知肚明,光是買來收音機,收聽敵臺廣播,傳唱“黃色歌曲”,就夠罪大惡極,“流放”的處理已屬輕判。
                 觀潮、慧生、經文三人,在十四連生活勞動了一年半時間,如今,要與其他同學分開了,真是感概萬千!他們到了一個新的地方,又會遇到些什么人,發生些什么事?……

        十五

               磚廠的地址位于十二連、十三連、十四連、十連之間的一處山地,據說那里的紅泥可以制磚。二十多位男人聚集在那里,為的是創建一間機制磚廠。
                我與慧生,也懷著隨遇而安、既來之則安之的心境,當上“開荒牛”。我們自己用竹木茅草泥巴搭建一間住房;搭建一間伙房;打了一口井。有了這三者,我們基本能生活了。
                不久,我和慧生都先后獲得探親假,回了一趟廣州。慧生回來時,還帶回一把吉他,于是,我們學彈吉他,很快便能邊彈邊唱。從九連來的初三級同學歐德謀,見我會拉小提琴,向我學習。10月間,他利用探親假回廣州買了一把小提琴,于是,夜晚,在那寂靜的山林環繞的地方,破天荒地響起了提琴兩重奏。我們在工余,就靠拉琴、彈琴、唱歌、下象棋打發時光,倒也不覺寂寞。
               但就在11月間,團領導又想到了一個大項目,就是擴建十四連附近的水庫,具體的工程,就是修筑一條新的更長更高的大壩,這樣,就可以儲蓄更多的水。修筑水庫,需要一些人去做前期的準備工作,因磚廠還未上馬,領導就從磚廠抽調一些人去,我和慧生、經文也在內。于是,我們其實又回到十四連,不同的是,我們不是住在連隊,而是住在水庫邊的茅房。我們的工作,是安裝道軌,準備用手推車從高處將泥土運到大壩。天氣漸冷,慧生和我,又每天晚上都進行冬泳。那是一段艱苦的日子。
               十二月和1971年的1月,農場組織了一場紅旗水庫大會戰,各隊都抽調一批男女知青到水庫工地參加會戰。我們則擔任安全檢查員。那大會戰,除了白天干,也要挑燈夜戰,場面還是很壯觀的。由于我們是安全檢查員,并不需要用力推車,只是站在道軌邊,注視推車過往的知青們,尤其是女知青們……
                這年的春節,我們在十四連度過,和其他知青一起,飲酒食肉,嚎叫唱歌……
                2月,春節后,大壩筑成,我們的任務完成,又要回到磚廠。不料,3月間,接到通知,要暫調我到農場宣傳隊。這是我第一次參加場宣。于是,我和慧生、德謀等分別了三個月,到6月間才又回到磚廠。

        十六

                11月16日中午,廣東僑中老三屆近三百位同學,在廣州番禺大石的花好悅園酒家舉行2014年金秋聚會,僑中的幾位現任領導也參加了聚會。黎康喬同學代表海外港澳的校友講話,我亦代表國內的校友講了話。我們能健康地參加此聚會,不免又想到上月逝世的慧生……
               上一節寫到,我們在紅旗水庫工作了三個月后,又回到了磚廠,而我又上調農場文藝宣傳隊,編排了包括《紅旗水庫頌歌》等歌舞劇。宣傳隊結束,我與洪子群同學留下編寫下一期的節目,中途還偷跑回廣州一趟。三個月后,才又回到磚廠,與慧生、德謀等共同勞動生活。
                回到磚廠后,6月,即遇到當年的第9號臺風,風力在12級以上,一天一夜,我們躲在茅房里,茅房處處漏水,搖搖欲墜,其景可怕可悲。次日,臺風停息,我們到附近的十二連看看,橡膠樹被吹斷無數,令人嘆息!
                7月,磚廠安裝了機器,開始生產紅磚,我們每天的工作就是挑泥,運磚坯,曬磚坯等,全是力氣活。業余時間,多數與德謀拉小提琴,與慧生彈吉他唱歌,我還借了幾冊初中英語課本,自學英語。
               10月間的某一天晚上,我們被召集到十二連的拖拉機隊開會,這晚的會場戒備森嚴,不知何故,當指導員宣讀了林彪外逃以及其他罪行時,全隊職工包括我們也震驚不已……
               時間到了1972年2月,由于磚廠生產的紅磚質量不行,其實是土質不行,農場領導也泄了氣,磚廠成了雞肋,完全放棄也難,于是釆取裁員辦法,只留下一位老工人,帶著七八位知青留守,我隊三位即我、慧生、經文還有十六隊來的德謀、力行,以及十二隊的廣淮、火生、本源等。
               接下來的近一年,我們幾乎與世隔絕,除了生產一些可以用來建造廁所豬圈的紅磚,就是打雜,勞動與生活都很單調,到了8月份,本源知青終于瘋掉了,被送去精神病院。我和慧生、德謀幸而有樂器伴隨,且互相之間在精神上鼓勵,在生活中扶持,尚能樂觀地面對現實和未來。
               到了10月,發生了一件擾亂人心的事:我們的同學秦新仁被批準離開農場,而且是批準到香港!這真是令人羨慕到極點的事!新仁離開那天是周日,十四連男知青多人包括我們磚廠三人,送他到收獲農場坐車到海康再轉湛江,同行的還有回廣州探親的繼興。在收獲農場上車時,我與慧生、經文、慧斌、保林等覺得難舍分離,也跟著上了車。到了海康后,因沒有車回去了,于是,大家又一起到了湛江,買了次日回農場的車票。問題是當晚,因我們幾位沒有出外的證明,不可住旅店,大家決定,晚飯后從赤坎走到霞山,再從霞山走回赤坎,也就天亮了。但是,我們走了一小時左右,天下起雨,只得在一間工廠的大門外避雨。由于我們在高聲說笑,引來工廠荷槍的民兵,將我們押回廠內審問,繼而關押在一所囚室。到天亮再提審,還是我和慧生兩位高中生與民兵隊長論理說好話,才得已獲釋。與慧生一起被囚禁一夜的那段往事,我豈能忘記!
               從湛江回來沒有幾天,我們的命運又有了更大的轉變:磚廠徹底下馬,全體留守人員歸入附近的十二連。1972年10月,我們和慧生,開始在另一個連隊續寫人生的另一篇章。

        十七

           11月中旬,慧斌從澳大利亞回國探親辦事。21號周五晚,在廣州中山四路的海寶酒家宴請原勇士農場十三隊的農友,有二十多人參加,場面溫馨熱鬧。美珊在聚會后發來微信說:多謝阿斌的盛情宴請!一杯靚茅臺甘醇清香,盛滿了真誠的祝福與久經歲月的知青情誼。昔曰曾經相同的命運與感受,換來了今天的歡聚一堂、推心置腹、開懷暢飲。席間崇榮不斷重復的一句話:“快樂過好每一天“發人深醒。愿各位兄弟姐妹多多保重,健康快樂每一天!來年再相聚,精神更抖擻、笑聲更爽朗。蘇中也感慨道:真的很感謝斌斌今晚的盛宴,相聚一起,重溫過去難忘的歲月,童心未泯,喜慶連連,值得永遠珍惜!
            還是回到本文。
            1972年底,磚廠解散,慧生、觀潮、經文、德謀、力行等僑中的同學被分到附近的12隊。12隊是勇士農場三區中最大的一個生產隊,所謂最大,無非就是有一間小商店,有一個拖拉機隊,即機三隊,旁邊還有一所小學,即四小。上述各人,被分到不同的生產小組,但都住在一間較大的知青集體宿舍里。
            12隊也有一批廣州知青,多來自大塘中學。我們與他們雖不同學校,但都是廣州兒女,很容易就混熟了。觀潮、德謀會拉小提琴,晚上常借一間小伙房練習,慧生會彈吉他,甚至經文和力行也在學習彈奏。他們的音樂聲和歌聲,給八隊帶來了生氣和朝氣,同時,也很輕易獲得八隊女知青們的芳心,他們先后與女孩子們有了接觸,或進入熱戀……
            然而,知青們的戀愛,更多都只能稱為“苦戀”,其中的細節,也很難在此敘述。1973年夏天,德謀在家庭以及自身遭遇打擊下,對前途失去信心,決定與表兄一起偷渡香港,觀潮在廣州天成路給他送行,結果,德謀夭折于怒海,使觀潮與慧生失去了一位好友!1974年夏天,觀潮的女朋友慕紅被批準到香港與家人團聚,使觀潮又受到感情的創傷!
            觀潮的戀愛受挫,但慧生有了追求的目標,就是同生產班的女知青玉瑜,只是玉瑜姑娘還在害羞,未敢投入。1975年1月間,適逢我與慧生兄弟同在廣州,而玉瑜也探親回了廣州,于是,受慧生之托,我專程到玉瑜的家充當紅娘,說動玉瑜肯出門,與慧生兄弟及我,還有兩位慧斌的同學,一起到烈士陵園一行,拍了些照片。有了這一步,回農場后,慧生與玉瑜便如膠似漆,雙雙獲得心靈的慰籍。
            在我的詩集中,找到了一首寫于1975年10月間的七律詩《贈梁君慧生》:“識汝十年兼一秋,同窗同伴更同游。窮山惡水不相怨,冷雨霜風共對愁。今夜有緣歌皓月,他年何處駕輕舟?空名半世休傷嘆,展翅鯤鵬在五洲。”當時,我們年近三十,尚一事無成,還是生活在社會最底層的知青,感慨自然很多。幸而,我們都沒有自暴自棄,而且我也知道,慧生兄弟正在申請出國,所以,我希望也相信他們是會“展翅鯤鵬在五洲”的。

        十八

            第十七節發出后,美珊又有感慨:……窮山惡水不相怨,冷雨風霜共對愁,今夜有緣歌皓月,他年何處駕輕舟?空名半世休傷嘆,展翅鯤鵬在五洲。如此真情、寫實與有預見性的美麗詩句,出自一位幾十年前的年輕知青之筆下,幾十年后誦讀,依然令人感嘆、欣賞。
            寫了那首詩一月后,我的家庭又有不幸:父親病重,當我趕回家鄉不幾天,父親去世!回到農場后,得到慧生的安慰。做知青期間,家中親人去世的悲劇時有發生,慧生的姐姐在香港病逝,我就看到他們三兄妹抱頭痛哭的情景。還有康年的父親工傷去世,八隊女知青穗芬的妹妹因救火犧牲……
            進入1976年,我們仍在12隊從事著體力勞動,每天經風雨流大汗,依然看不到出路。這一年很不尋常,1月6曰,周總理逝世,知青們都很悲傷,但也沒有悼念的方式,最后由我寫了一首詩,用毛筆抄在一張白紙,貼在女知青宿舍的墻上,寄托我們的哀思。到了4月間,北京發生了天安門事件,我們地處南疆,消息閉塞,只有胡亂猜測,但感覺到會出大事!到了7月,朱老總也逝世了!到了8月,發生了唐山大地震!當局封鎖消息,我們也不知道災情如何,但是,不久,農場領導下指示,說隨時會有地震,要全隊職工晚上搬到茅房去住!那真是一段既艱難又奇異的日子,我有一詩記載:“驚人警報駭雷州,地震擔憂塌瓦樓。草屋深宵猶不寐,頑童半夜也生愁。時時動亂少寧日,處處浮沉多事秋。四野雞鳴天欲曉,忽聞急雨灑檐頭。”
            這種茅屋生涯何時結束?到了
        9月9日毛澤東逝世后,我們才搬回瓦房過夜。自然的地震沒有來,但政治上的地震終于來了,10月,“四人幫”倒臺,我們都意識到,中國有救了!……慧生兄弟能夠在國內經歷了十年文革,從某種意義上說,是很幸運的。
            毛澤東逝世,四人幫被打倒,慧生兄弟的幸運也很快到來。1977年2月,春節前,他們獲準出國!對此,我衷心祝福,有詩為證:“十二年來同作伴,如今一別即天涯。白云珠水疇昔志,半島黎鄉此地茶。孤雁依依飛嶺樹,星河渺渺透窗紗。無忘兄弟恩情重,回首東方望舊家。”
            那年舊歷二十九,慧生兄弟離開農場,我請假送行到湛江,居然也獲批準。有浣溪沙詞一闋記此行:“何處陳郎度此春?今年佳節送歸人,湛江車站正凌晨。      點點繁星撩睡眼,聲聲氣笛動朝云,黃沙起處剰孤身。”
            送走慧生兄弟后,我在湛江真的“剩孤身”了,其后在一位堂舅家中過了年。
            還要寫一事。同年4月,玉瑜也獲批出香港,我也有一詩記載:“夜涼如水月弓彎,話別與君松樹間。明日歌吟香港去,幾時會有逸情還?”從詩中內容可知,我與玉瑜在離別之夜還有談話,內容應該少不了鼓勵她到港后要與慧生共同生活奮斗之類的話。

        十九

            上一節寫到,1977年2月送走慧生兄弟,4月送走玉瑜。我詩集中有一首詩,是寫于6月的,標題是《題紅、萍、瑜、生、斌寄自香港之合照》,詩云:“才子佳人在海濱,濃裝艷服面容新。農場舊日風霜友,猶記雷州有老陳?”不用說,那是慧生兄弟與曾是八隊的女知青慕紅、惠萍、玉瑜在香港淺水灣的合影,羨煞老陳;當然老陳也為好朋友拔開云霧見青天、踏上幸福之路而高興。不久,我又收到慕紅從美國寄來的信,好朋友越走越遠,感慨之余,又得一詩:“飛來紙片慰心頭,此夕聞君渡美洲。加利福尼亞月夜,憑欄東望有鄉愁?”原來,那張合照,也是慕紅離港前與農友的留影。
            接下來的情景,說來也慚愧,亦可悲,慧生離開兩年多,直到1979年8月,我才得以離開那雷州半島,而那時,留在農場的知青真是寥寥無幾了!
            離開農場,我又去到湖北荊州地區,當了一名教師,和同學們的聯系暫時中斷了,直到1985年8月調回廣東,再和同學及場友聯系上。
            那時,隱約得知慧生兄弟去了百慕大群島,那真是個神秘的地方,怎么跑到那里去?事后得知,是慧良大哥將兩個弟弟安排到百慕大,準備找機會再到美國。后來慧斌有機會移民到澳洲,而慧生送母親到美國紐約,但不久作為擔保人的大哥去世,慧生要入籍美國,還要另找擔保人,于是,老同學黎康喬出面作擔保,慧生才得以入籍美國。上述內容,我自己也覺得敘述得不很清楚,因為我實在不了解美國的移民政策。
            時間到了2004年。這年11月,慧生慧斌兄弟終于回國探親了!
        11月2日晚,同學農友在廣州聚寶酒家聚會。有詩記其事:“穗市同窗讀,雷州共苦辛。分離廿七載,此夜淚盈巾。”11月7曰,慧生兄弟與其他同學十數人到中山黃圃訪我,下午到石岐,我與卓鑾、守基陪同慧生游覽了詹園。數日后,慧生回美國。
            慧生走前,托我辦一件事:夫人玉瑜要申請入籍美國,美國移民局需要她開具一張證明,證明她在中國無不良的記錄!慧生托我到玉瑜原住的廣州街道派出所去出具證明!諸位可以想想,這恐怕是一件與做原子彈差不多困難的事!我很難記得當時奔走的細節了,總之最后,和慧生母親的一位義女一起居然做成了這事,也使玉瑜還有兒子得以入籍美國。
            去年,2013年,從黎康喬同學處得知,慧生患了血癌!當時很難過,只有托黎康喬等同學盡量關照幫助他。今年年初的某夜,慧生從美國打來電話。電話的內容不過是拉拉家常,而我當時在外面,站在馬路邊,未能與他長談,現在想想也后悔!慧生肯定知道自己的日子不多了,想找遠方的朋友敘敘舊,也是一種道別吧……
            人總是要死的,只不過象慧生兄,未及七十而去,肯定心有不甘,他應該還有不少牽掛,起碼他們廣州文明路那座故居,1997年開始拆遷,其后爛尾,十余年也未得回遷,肯定也是心頭一痛!直到最近慧斌回來處理,才開始出租他人,有點收益。這事慧生生前未能得知,也是遺憾!

                                                 尾聲

           今年是我們入讀廣東省華僑中學高中50周年。如今,當年的老三屆,全都過了花甲之年,學生時代的學習情景,上山下鄉的艱苦歲月,時時會勾起我們的回憶。2005年11月,省僑中老三屆的同學們,舉行了第一次全球性的大規模的“金秋聚會”,我代表國內的校友講了話;五年后的2010年,舉辦了第二次“金秋聚會”,我為母校以及同學們送去了多種自己出版的書;明年,又到了2015年,又一個五年,“金秋聚會”將在省僑中金沙洲的新校區舉行……我們健在的同學,真的要好好珍惜每一天,爭取多參加幾次“金秋聚會”!
            此文原來計劃不長,誰知拖了一月,寫了十九小節,到今天可以結束了。送走老同學老朋友,心頭猶悲猶痛,愿慧生兄在天國,也為我們祝福吧……

              
                                   2014年12月8日最后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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