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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陽江新洲關屋寨舊人舊事

            陳賢慶

                                       (序)

        我們的祖籍是廣東省陽江縣新洲鎮。父親出生在新洲的沅嶺村,我們對沅嶺村的歷史和現狀了解得比較多。母親出生在關屋寨,而我們對關屋寨的情況則知道得不多,總覺得是個遺憾。但身邊老一輩人經已去世,問詢無門。2018年的夏天,妹妹忽然有一個提議:我們去一趟昆明。為什么忽然想到要去昆明?原來,我們在昆明有一位堂舅關納勛,他的孫女關兆彧在上海讀大學后,也在上海工作,妹妹賢芳與她有來往。舅舅、舅媽及兒子關陽也曾到過上海探望過關兆彧。妹妹接待過他們。妹妹認為,舅舅雖已經88歲,腦筋口齒耳朵都還清楚,尤其對家鄉過去的情況,也就是我們母親娘家過去的情況了解比較多,而這正是我們需要知道的。因此,妹妹提議,我們今年夏天去一次昆明,主要由我向舅進行采訪,搜集更多的鄉間歷史。妹妹的閨蜜、居住香港的同學秦云也有興趣參與。于是,我們便有了這次昆明之行。

        到了昆明后,我們見到了納勛舅舅和舅母龔守華以及大兒子關陽。不僅如此,我們還意外地知道,納勛舅舅的弟弟關子韶也在昆明生活,而且,他對關屋寨的情況了解得更多。于是,經過幾次專門的交談,我將了解到的關屋寨的舊人舊事記錄下來。回來后,首先將相關的資料補充進《我們的父親母親》一文之中。然后,也用在《2018夏日昆明之行》的游記之中。此外,我還準備專門寫一篇《陽江新洲關屋寨舊人舊事》的文章,誰知,后來思想一松懈,此文遲遲未能完成。更令我難過和自責的是,就在2019年6月至2020年1月間,子韶舅舅、我們賢俊大哥和納勛舅舅相繼去世!在難過自責之余,我也稍感欣慰:幸而有2018年夏天的昆明之行,才能從兩位舅舅口中搶救到一些歷史資料。

        2020年的春天,對于14億中國人來說,絕對會是終生難忘的。一場新型冠狀病毒,使得我們天天宅在家中。也就是利用這段“自我隔離”的日子,我正好和遠在上海的妹妹賢芳合作,還借助于陽江的杰生表哥,繼續完成《陽江新洲關屋寨舊人舊事》這篇文章。

                                          (一)

        廣東省陽江縣東部有個大鎮叫平崗,關姓人居多。明末清初,關姓的一支移居到新洲鎮附近的烏石地區立村,形成關屋寨這條小村。著名國畫家關山月是陽江平崗人,所以關屋寨的關姓人認關山月為同鄉,是有道理的。關屋寨的始祖有四兄弟,即關文龍、關文虎、關文超、關文輝,尊稱文龍公、文虎公、文超公和文輝公。四兄弟中,以文超公和文輝公的后人為多,文超公的后人占了全村的百分之六十。納勛舅舅的父親關嗣苓就是文輝公的后人。至于我們的外公關嗣煥是文超公的后人還是文輝公的后人,舅舅也未弄清楚,有待我們以后查證。但是,我們的外公和舅舅們的父親為叔伯兄弟,則是肯定的。

        四兄弟遷到烏石立村,因都是關姓人,此村就叫關屋寨。立村之時,村人也定了輩分,即“……恒、從、嗣、子、可、克、家”,到我們外公那一輩,是“嗣”字輩,此后,便是“子、可、克、家”。關屋寨建村至今,不足300年,但四兄弟都有文化,子孫也不差,在不足100年間,村里便出了8個秀才。村中男子,除了譜名,還取了學名,如納勛是學名,譜名是子棠,華勛是學名,子英是譜名,便可見一斑。到解放的時候,全村有480余人,應該很興旺。

        關屋寨歷史上有什么名人?筆者暫時還不了解。陽江的文史雜志《炎黃文化》以及陽江新聞網,都刊登過一篇介紹革命烈士陳鴻業的文章,作者是林湘。筆者認為,陳鴻業的母親,雖是一位平凡的農村婦女,倒是值得一寫的。

        時間要追溯到清末的1878年,關屋寨一位女嬰出生,這就是關自英。文章中所提到她名字的這個“自”字,筆者認為應該是輩分中的“嗣”字,兩個字陽江話讀起來是一樣的。我就將她改作“關嗣英”。

        文章中說,關嗣英是“關屋寨佳秀”,那么應是出自某書香家庭或較為富裕的家庭。關嗣英18歲,大概1896年,嫁到附近大溝墟的福慶村。丈夫叫陳永良。由于關嗣英不裹小足,受到家公陳以禮的冷落。陳以禮是位武秀才,他在大溝墟東南建立福慶村,大溝族人又稱福慶村為以禮村。關嗣英20歲生下長女陳容好。22歲時又懷孕,臨產前,關嗣英被陳以禮趕出老屋,搬到果子園中的磨谷房生產,幸得家婆體諒,親自帶上接生婆到磨谷房日夜侍候。后來,生下兒子,取名陳鴻業,又名陳淦。此時是1900年7月。

        陳鴻業7歲入私塾,11歲入讀大溝小學,1924年考入陽江縣立中學。陳鴻業學習認真,追求進步,積極尋求新思想。當時正是國共合作的大革命時期。1925年9月,陳鴻業停學,與妻子林有志到廣州,經同鄉、共產黨人譚作舟介紹,陳鴻業到了農民運動講習所學習,林有志則到何香凝的婦女培訓班聽課。12月下旬,陳鴻業夫婦回到了陽江,投身到大溝的農民運動。1926年3月初,陳鴻業加入中國共產黨。3月中旬,國民黨陽江縣代表大會召開,陳鴻業擔任國民黨二區黨部常委和農民自衛軍隊長。1926年5、6月,大溝等村成立農民協會和農民自衛隊;到1927年初,陽江工人、農民運動發展如火如荼。但是,4月12日,國民黨反動派在上海發動政變,廣東國民黨當局也跟著大肆搜捕共產黨人,陽江的共產黨人敖昌骙、譚作舟、譚啟沃、陳鴻業等相繼被捕。

        兒子被捕,關嗣英心急如焚,帶著媳婦林有志趕到區政府要人,她表現得大義凜然,怒罵區政府的衛兵和軍官。但是,卻見不到兒子的面。回家后,關嗣英請家公陳以禮找熟悉的鄉親陳章甫師長相救。家人等了兩天兩夜,等到陳以禮回來,得到的答復是,此事歸陳濟棠管。而且,囚犯已經被押到廣州了。

        5月3日,陳鴻業等16位陽江的革命者被押到了廣州后,開始關進警察局,后又關進了南石頭監獄,準備長期監禁。家婆因孫子被捕,變得神志不清,某夜跌落水塘淹死。家公陳以禮也受了驚嚇而病倒。不久,丈夫陳永良也病了。關嗣英一人支撐著整個家庭。1928年8月25日,關嗣英收到廣州南石頭監獄發來的通知,叫家屬到廣州領人。關嗣英準備立即起行。此時,丈夫陳永良和一位鹽場的伙計正去送貨,船到半路,陳永良突然大口吐血,到東平時搶救無效,8月30日病逝。關嗣英即趕到東平,忍住眼淚,帶領親友將陳永良抬到東平鷹山咀半山腰的一塊巨石下埋葬。

        埋葬了丈夫之后,還要處理兒子的事。9月5日黃昏時候,關嗣英和媳婦林有志、小兒子陳其碩趕到廣州黃花崗。而就在當天白天,廣東軍閥陳濟棠已經下令,用兩輛囚車將陽江的敖昌骙、譚作舟、譚啟沃、陳鴻業等15位革命志士押送到黃花崗上槍殺。一位廣州的好心人將關嗣英三人領到一排排的草席下,找到陳鴻業的遺體。關嗣英忍住悲痛,對好心人說:“我想把兒子的骨灰帶回家鄉,讓他父親和鄉親們世世代代看見!”于是,那位好心人就在黃花崗,將陳鴻業的遺體火化。三小時后,陳鴻業的骨灰已經放到一個黃皮紙盒里。

        關嗣英三人抱頭大哭一場,感謝好心人,離開黃花崗,趕到珠江天字碼頭邊,搭船到珠江口,再轉上回東平的木船。8日早上,她們到達東平漁港,關嗣英臨時決定,不回大溝了,就將兒子葬在鷹山咀他父親那里,讓她們父子相聚……

        從出發到廣州認領兒子遺體,到將兒子骨灰安葬在鷹山咀,這五六天的時間里,關嗣英承受著怎樣的煎熬痛苦,是常人難以想象得到的;從陳鴻業被捕,到他犧牲這一年多的時間里,關嗣英又承受著怎樣的煎熬和痛苦,同樣是常人難以想象得到的。面對厄運和浩劫,她能夠堅強地忍受,并且能夠冷靜地處理好一切事務,所以,這位從關屋寨走出來的婦女、革命烈士陳鴻業的母親,我認為是很值得為她書寫一筆的。

                                           (二)

        上一節寫到關嗣英,除了她的事跡讓我們覺得值得書寫外,其實,她也是我們的親戚!

        我們外公關嗣煥,有一位哥哥叫關嗣熾,而兄弟倆的姐姐,就是關嗣英!也就是說,關嗣英是我們母親的大姑,陳鴻業,是我們母親的表哥。陳鴻業犧牲時,母親已經16歲。每年,陳鴻業的遺孀林有志都會到關屋寨探親兩三次,鄉親們叫她淦嬸

        外公家的情況不甚清楚,但應是一個小康之家,有些家產。外公是一位中醫師。他和外婆生了我們母親關子高、三舅關子煌(學名春榮)、四舅關子英(學名華勛),還有一個舅舅叫阿貴(按輩分不知叫什么)。外公希望有四個兒子,按“榮華富貴”排列,但被一位同族兄弟關嗣耀的兒子先取了“富”字,就排列不成。那位“富舅”,譜名叫關子仁,青年時代不知讀了個中專還是大專,畢業后分配到粵北的曲仁礦務局當技術員,探親途徑廣州時,他肯定來我家落腳。后來他調回到湛江工作。1968年11月,我到了徐聞某農場當知青,1977年2月,農歷年廿九,我送場友到湛江回廣州。送走后,在富舅家過年,有《相見歡·湛江度除夕,寓居舅父家》一詞記其事:“彩燈鳳舞龍游,頌歌謳。焰火沖天響徹,亮高樓。    除四害,山河改,不應愁。獨自長吟,濱海眺飛舟。”

        母親關子高出生于1912年。大概1929年,母親嫁到新洲陳姓的沅嶺村,離開關屋寨,期間或會不時回趟娘家,因賢俊大哥其后也到烏石小學讀書,學校離關屋寨很近。1938年抗日戰爭期間,廣州即將淪陷,父親陳顯唐投筆從戎,離別父母、妻房以及兩個兒子,到廣州從軍參加抗戰。之后,久未回家。1971年,父母被遣返回鄉間。1974年,在某個靜夜,父親回憶起在抗戰期間寫下的六首詩,于是,將它們在一張報紙上重新記錄下來。其中就有一首《寄呈關岳丈》,詩之前,父親附有一說明:于抗日戰爭中期,在曲江時,接到關岳丈來詩及信,大約嗟怨我遠離家庭,所以我即復此詩。從這說明,可知我們的外公不僅有文化,而且能詩,與女婿寫信,也附有詩詞。父親當然更是能詩之人,當即回了信,并附《寄呈關岳丈》一詩:“六載從戎歲月虛,暮云遙望悵何如!一年四季風塵客,萬怨千嗟主婦書。盡孝盡忠情未盡,除奸除惡恨難除。幾時舒我雙眉展,安步還鄉也當車。

         父親的這首詩,我認為無論思想性或藝術性都是十分高的。父親參加了抗日軍隊,投身到抗日戰爭之中,一去六年未歸家。母親孤身在鄉下老家,帶著兩個孩子,其嗟怨不會少,連岳丈也看不過眼,不得不寫詩及信代女責備。而父親此時,正在粵北曲江,是可以歸家而不歸,還是沿海一帶已淪陷,有家歸不得,我一時難以考證,但父親六年未歸,卻是事實。父親為何不歸,其實他詩中亦說得很清楚,中間兩聯,最是出色:“一年四季風塵客,萬怨千嗟主婦書。盡孝盡忠情未盡,除奸除惡恨難除。”不僅對仗工整,而且感情跌宕起伏,充分表現了一位抗日軍人忠孝兩難全的復雜心情,讀來催人淚下!父親當然不是有家而故意不歸,末聯即表達了他對抗戰勝利,早日還鄉的渴望。

        父親回憶并記錄下的另外一首詩,是寄呈關嗣煥岳丈大人》。事情大概這樣:接上面一封信不久,外公在良垌行醫處又給父親寄來一信,內中附有詩,中有句云:“良木豈甘林下老,垌天福地可安身。”父親認為,這兩句詩有不好的預兆,心中不安。由曲江往柳州途中于曲江火車站候車時,父親給外公回信,并附上《寄呈關嗣煥岳丈大人》一詩:“想入非非竟莫名,東西來往一身輕。無端狂笑無端哭,縱有歡腸已似冰。”父親亦有說明:“此詩寄后,不久得到消息,關岳丈已死。‘無端哭’似成讖語,吟詩落筆應是有注意之處。”

        這首詩,留下了起碼兩件寶貴的資料,一是我們的外公的名字,以前,起碼我是不知道的;二是保留了外公的兩句詩。外公是一位中醫,應屬于鄉村中的知識分子,在良垌那個地方行醫時,也忘不了作詩,把“良垌”二字拆開而入詩,結果成了不祥的讖語。父親寄去的詩,亦有“無端狂笑無端哭”之句,亦不吉利也。至于父親從曲江往柳州,當是194256月間,衢州失守、部隊被打散、軍長莫與碩被撤職查辦之時,國難加深,自己一時報國無門,因此詩中流露出明顯的苦惱和頹喪。此詩后兩句,乃清末民初之香山人蘇曼殊的句子。蘇詩云:“契闊死生君莫問,行云流水一孤僧。無端狂笑無端哭,縱有歡腸已似冰。”父親原句照搬,用在此處也十分合適。                 

        外公因何去世?原來,上世紀40年代,大概是1942或1943年,家鄉發生霍亂,外公外出給別人治病,也染上病,結果,短時間內,外公、外婆和阿貴舅舅都病死,家道中落,剩下十來歲的子煌、子英舅舅在關屋寨相依為命。后來,解放前夕,父母將年輕的四舅子英接到廣州,而子煌舅舅已成家,生了兒子,留在鄉間,所以,到土改定成分時,子煌舅舅就被定為貧農了。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母親不時囑父親代筆給弟弟寫信,我們總能看到信封上寫著“關子煌收”的字樣。有時也看到信內開頭“子煌三弟”的稱呼。據賢芳妹的回憶,她也不時替母親寫過信封。在經濟困難時期,母親也會盡能力接濟弟弟。

        外公關嗣煥有一位親哥哥,叫關嗣熾。關嗣熾生有關子輝、關子偉兩兒子。關子輝娶妻陳碧華。陳碧華是陳友熊的女兒。陳友熊與沙云卿同是當時陽江縣有權勢的人物,可以操縱縣長的任命等。關子輝有一女兒叫關秀,嫁給譚平,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她到廣州時,也來我們家坐坐。這一房人在解放后的遭遇如何,不是很清楚,但肯定不會好。

                                          (三)

        再說納勛舅舅一家。納勛舅舅一家是文輝公的后人。文輝公生了四個兒子,分別是恒、正、富、貴。關貴(姑且這么稱呼)生關穩。生下關穩幾個月后,關貴就病故了。

        關穩就是納勛舅舅的祖父。關穩娶陳姓妻子。28歲時,陳姓妻子病亡,關穩到金山(美國)的礦場做苦工,五年后33歲時回到家鄉,再娶許姓妻子。其后,他買了一條船,在家鄉沿海一帶做生意,漸漸積累了一些財富,人稱“金山穩”。關穩先后生了關愛(女)、關嗣弼、關嗣芝、關嗣莘、關嗣興、關嗣苓、關嗣蘇、關滿(女)。其中,關嗣苓就是納勛舅和子韶舅的父親。

        兩位舅舅對他們的大伯關嗣弼,二伯關嗣芝,三伯關嗣莘,這三房的情況,不清楚;對大姑關愛和小姑關滿的情況也不大清楚。對八伯關嗣蘇的情況知道一些,解放時,關嗣蘇被定為地主,上吊自殺了。知道的比較清楚的,是四伯一房的情況。四伯叫關嗣興,又叫關嗣蘭。對于關嗣興這個名字,我們也是比較熟悉的,因為在父母的交談中,經常會提到過,可見關嗣興是關屋寨中有名望的人物。土改時,這一房被定為地主。關嗣興被七斗八斗,傷病而死去;妻子因驚怕而上吊自殺。

        關屋寨的村民,其實都是親戚,但因各房各家的實際情況不同,有的致于富,有的陷于窮,而致富與陷窮的原因又多種多樣,富者不一定是惡人,貧者也不一定是善類,但是,一旦以經濟狀況判定“階級”,再從而劃分善惡,就不夠合理了。在土改運動中,貧窮者在工作組的啟發下,覺悟提高了,原來才知道到自己之所以貧窮,是遭到了富有者的壓迫和剝削,于是,便要分田地奪財物,于是,稍微富有的家庭便家散人亡。如果因此使得廣大的貧下中農們從此走上富裕道路,也還不錯,但是,在其后的三十年間,他們的身份以及經濟狀況,依然是“貧下中農”,這就很具諷刺意味了。

        關嗣興生有女兒關賽瓊、兒子關子泳、關子成、關子漢、關子蔭以及女兒關小玲。上述諸人中,關賽瓊和關子漢的名字又是父母經常提到的。關賽瓊嫁丈夫程浩光。程浩光夫婦都是教師身份,程浩光還是中共地下黨員,據說因不滿黨支部書記不作為,拉上幾位地下黨員擅自行動,被上級批判處分。解放后仍然從事教育工作。他們的兒子叫程萬里,是一位建筑工程師。

        關子漢解放前及解放初在廣州,還當了沙面派出所的科長,父親在文革期間的一份交代材料就提到,“我原有曲尺小手槍兩支(一支已壞不能用),解放后不久,即上交給沙面派出所,由該所關子漢接收,那時在場的有道生行工友許蘇。”但據說因成分問題,關子漢不久也被開除了公職,后死在陽江城。關子泳,似乎是在土改時,被鎮壓了。關子成,當過警官,娶妻劉宗秀,教師。關子蔭,解放前在廣州讀書,解放時與我們賢俊大哥以及納勛舅一起參軍到云南,后轉業在個舊市工作。最小的女兒關小玲,嫁左章權。左章權現在是陽江地區有名的詩詞家、書法家。

        而納勛舅的父親,就是關嗣苓。排行第五。關嗣苓生女兒,納勛舅叫她二姐,早逝,遺下一子。另一女兒,納勛舅們叫她三姐,嫁夫李佐朝。土改時,李佐朝上吊自殺。三姐后來改嫁臺山縣,生一子。兒子后來去了澳門,過繼給一位老太婆。又娶了一位富婆,在葡京酒店附近開了一家當鋪。第四子就是關子棠,即關納勛,1930年出生。第五子叫關子韶,1939年出生。第六位是女兒,叫關碧仙,現居住陽江城。

                                          (四)

        這里重點講講舅舅關子棠,1930年出生,取學名關納勛。先在烏石小學讀小學,在平崗漠南中學讀初中,在兩陽中學讀高中。1946年抗戰結束后到廣州,有表哥譚亞可投靠。納勛舅舅先在廣州的廣大附中插班讀高中。1948年便跳級考到華僑大學法學院經濟系。其時的校長叫王淑陶,教務長叫戴詩成,陽江人。陽江籍同學還有沙葉枋等。納勛舅舅有個與眾不同之處,他14歲那年就由家里定了一門親事,即14歲就結婚了。1949年時,生下一個女兒,叫阿杏。后來舅舅參軍去了云南,由家中父母包辦婚姻所娶的妻子改嫁。女兒阿杏長大以后,嫁到塘尾村。阿杏的子女即舅舅的外孫子遷居到東莞,現在,阿杏已經四世同堂。

        1946年8月,經過八年的抗日戰爭,我們的父親以國民革命軍少校軍官的身份退役,沒有參加國共內戰,而選擇在廣州生活。母親也離開家鄉到了廣州與父親團聚。他們在廣州并沒有自己固定的房產,只是暫住在被沒收的漢奸的房屋,或租住房屋。但是,他們所住的地方,都成為客居廣州的陽江人的聚會和落腳之處。父親身在廣州,不忘家鄉的后輩們。1948年,陽江人陳家驊當廣州市教育局長,父親與他相好,于是,他先后將我們大哥陳賢俊、二哥陳賢杰,小叔陳象殷、舅舅關子英(華勛)、堂叔陳象標、表哥戴伯明等招到廣州讀書。當時到廣州讀書或教書的陽江籍青年,還有關子漢、關子棠(納勛)、關子蔭、程鐵就、姚朝章、蔡傳祿、林立偉、譚識高、嚴建模、左平中等。父母在中華南路、漢民路等的住處,就是陽江鄉親們聚會之所,也是同鄉會的會址。2018年7月我們在昆明時,納勛舅舅一再對我們說起:“你們父親以他勤奮讀書、公正為人、投筆從戎、保家衛國、淡薄權財、愛護家庭的精神成為家鄉后輩崇拜并學習的對象,對我人生的成長影響很大。”

        1948年4月2日,我在廣州出生。因我是父母分隔十多年后所生,值得慶賀,故取名“慶”。一個月后,應是5月2日,本人滿月,父母設家宴慶賀,關山月、阮退之等陽江文化名人也出席。納勛舅舅也被邀請。他后來曾在我家住過,他清楚記得,我當時調皮,跌了一跤,磕破眉心,流了血……

        1949年10月14日,廣州解放。11月,關子棠(關納勛)以大學生的身份,我們大哥陳賢俊以及關子蔭等,以高中畢業生的身份,考入第二野戰軍的軍政大學,一路往粵西、廣西、云南進發,邊學習邊行軍打仗剿匪。在部隊,納勛舅舅表現是很出色的,一來,他是位大學生,解放之初,哪有幾個大學生啊,而且是當兵的大學生!他曾經報考空軍飛行員,800人報考,只有兩位文化與體格等都合格的,他是其中一位。然而,因為政審不過關,他未能考上空軍飛行員。

        舅舅轉業留在云南,在云南中醫學院當干部,直至退休。舅媽龔守華是貴陽人,1954年貴陽醫學院附屬中專畢業,同年認識舅舅。1958年3月結婚,1960年隨舅舅調入云南中醫學院,從事臨床教學至今。職稱是中醫眼科副教授。兩夫婦有二子一女,關陽、關明(女兒)和關勇,都十分有出息。舅舅舅媽在職時以及退休后,也曾到過不少地方,包括陽江家鄉,還有廣州、上海、香港、澳門、中山等。舅舅一家,包括舅媽、關陽夫婦、關兆彧等都回過家鄉關屋寨祭祖。上世紀80年代,舅舅派關陽專程回陽江,將母親的戶口也遷到昆明,并接她到昆明居住過。最后,她還是回到關屋寨,直到去世。清明時節,舅舅一家會回關屋寨掃墓。孫女關兆彧也回去過兩次。最近的一次,是2018年11月,舅舅、舅媽、關陽和關兆彧四人同行回過一次陽江城探親。

        1962年,賢俊大哥回到廣州,與納勛舅舅分開了。改革開放后,大哥為了爭取恢復干部的身份,曾回過昆明,與納勛舅舅見過面。2001年12月,賢俊大哥曾寫了一幅書法送給納勛舅舅:“境界高時無礙物,心源開處有清波”,意思大概就是心胸開闊,看待世間人和事,就會活的灑脫一些。在結集出版時,這幅作品加上一段說明文字:“這是寫給關納勛同志的對聯,關納勛同志,按輩分來說他是我舅父,我和他卻是同齡人,小學時同班同學,后又同時參軍,又同時受訓于步兵學校,畢業后又同時分派到卅七師一一0團任排長,后又同時調到軍事集訓隊當教員,一九五六年后才分開,到一九八二年重逢,他在昆明我在廣州,常有來往。”80年代初,母親在世時,納勛舅舅曾回廣東探親,到廣州探望過她……如此一算,納勛舅舅和我們家的關系,真非同一般了。

        解放后,土改運動時,關屋寨的情況,和全國各地差不多,斗地主,逼他們交出剝削得來的金銀財寶。如果能夠交出,那還好辦;其實有些所謂地主,并沒有多少家產,于是,就遭殃了。我們陳家、舅舅的關家都被定為“地主”。其后多年,“地主”以及“地主子女”的遭遇可想而知了。我們的父母和大哥、二哥因為離開了家鄉,算是逃過一劫;納勛舅舅因為離開家鄉到了廣州,也逃過此劫,但納勛舅舅的父母、以及留在家鄉的弟弟關子韶、妹妹關碧仙就遭難了。

        解放前夕,有位國民黨軍連長陳鐵鴻,糾集殘兵,組成一支“反共救國軍”,在新洲地區的紫羅山上打游擊。關屋寨的關子晟也參加了這隊伍。結果這隊伍被解放軍輕易擊敗,關子晟被押解回村,他供認是關嗣苓指使,于是,納勛舅舅的父親關嗣苓便被判刑8年,送到徐聞勞改。1957年釋放回村。回村后,關嗣苓還要被監督勞動。由于年老體衰,加上餓病,不能勝任勞動,某日,被同族的侄子關子建踢了一腳,踢到要害,不久去世。父親去世后,子韶戴著一頂“地主仔”的帽子,30多歲還打“光棍”;文革期間,遭逢亂世,他還差點被人打死。1972年,納勛舅舅通過關系,將子韶舅舅遷移到昆明郊區農村落戶,他才得以娶妻生女,女兒關慧紅、關艷紅都有出息,子韶舅舅漸漸也過上好日子。2018年7月間與我們敘述關屋寨的舊事時,人還是很精神很健康,想不到,2019年6月去世,但也活到80歲了。

                                          (五)

        我們的母親于1946年到廣州以后,直到1971年隨同父親被遣返回鄉之前,都沒有回過陽江新洲沅安村,更沒有回過關屋寨。我們母親的經歷,在《我們的父親母親》一文已有詳敘,這里就省略了。倒是我們的子英舅舅回去,但那是在文革期間作為“牛鬼蛇神”被遣送回去的。

         

        先引用父親交代材料中的一段文字:“我有一位妻舅,名叫關華勛,原在廣州河南大塘文化站工作。他在1958年被劃右派,曾送去勞動教育。1962年放出來后,亦回大塘入戶,但他是在市區做建筑工作,故在1966年以前,他經常上來廣州市,都是在我處住宿及食飯。有一次大約196656月間,他在東山區某建筑工地工作報告時,大塘有電話打到倉邊派出所找他,曾叫我找著他叫他回去開會。此后約19669月曾被送回鄉下,不久,他帶有大隊證明出來,一樣做泥水工,并在大塘派出所申請入戶,經過幾個月不批準,又要他回去,回去他又出來。我知道這件事后,曾多次勸導他回去參加農業勞動,以后也不再到我家。自去年56月之后,沒有見過他,不知他的下落。但過去他常到我家,我是犯了窩藏罪,確實不對,公安六條有規定,這樣的人是不能亂說亂動的,我應該有此認識。”

         

         上段父親提到的關華勛,就是我們的四舅,譜名關子英,本來是個善良正派有才華的人,解放后在廣州郊區大塘文化站從事文化工作,結了婚,生了一子,叫雄仔,然而,一場“反右斗爭”,徹底葬送了他的前途。按理,子英舅舅的家庭成分不是“貧農”嗎?怎么也遭了殃?原來,解放前夕,子英舅舅初到廣州時,一下找不到工作,父親便介紹他到臺山某地當警察。只當了半年。然而,就此獲得了一個“偽警察”的身份,大概在反右運動期間,再加上別的什么言論,便被落了個什么罪名,被單位清退。對此事,父母也很后悔。

         

        于是,四舅工作沒有了,戶口沒有了,還弄得妻離子散。有一段時間,只能住到我們家。據妹妹賢芳回憶,四舅能燒得一手好菜,寫得一手好字,會拉二胡,曾耐心教賢芳唱歌,一字一句輔導她學唱《洪湖水,浪打浪》,是個好舅舅。文革前,作為他的姐姐和姐夫的我們的母親父親,還可以接濟他,幫助他。然而,文革到來,我父親也變成“牛鬼蛇神”,自身難保,如何顧得他?1966年9月,他被遣返回到離開十多年的家鄉關屋寨,還要家鄉的“貧下中農”們監督他勞動改造。我很難想象,當時他的哥哥即關子煌舅舅以及他的兒子們是怎樣的為難!在那窮鄉中,孑然一身回到鄉下的四舅是如何生活?當時,鄉下也不收留他,他只得又偷跑回廣州。后來聽母親說,某日,四舅通過他人,偷偷通知我母親,到街外見上一面,說了幾句話,母親含淚將身上的10元錢給了他。母親沒想到,這次四舅是來作告別的,他覺得走投無路,在40多歲的時候,也想鋌而走險,偷渡香港。結果,四舅偷渡成功,不然,他如何熬得過文革這一劫難?!

         

        四舅到香港若干年后,內地實行改革開放,當年偷渡香港的人都可以放心地回故地探親訪友。每次回廣州探親時,四舅都會帶著大包小包的衣物,接濟我們這些內地還很貧寒的親戚。但我從四叔的口中得知,其實,四舅在香港那幾年,生活在社會的最底層,干著最粗重的工作,賺那么一點血汗錢很不容易,所以,我們都識趣,不會向四舅要求買這買那。有一次,看到從鄉下來的兩位表弟,請求四舅為他們買一輛自行車,四舅面有難色,但還是唯諾地應答了。其實,四舅是一位有心人。1982年1月,賢芳一家從北大荒回廣州探親,見到了久違的從香港回來的四舅。事先他知道妹妹1976年結婚時,我們的母親沒有能夠送什么嫁妝給她,于是,四舅掏錢買了一套衣服,以我母親的名義送給賢芳。這事,賢芳是銘記于心的。

         

        1985年12月2日,我們的四舅在香港逝世,很懷念他!但這么多年,也不知道他安葬在香港的什么地方,或者他的骨灰安放在香港的什么地方,到哪里可以去拜他。

         

        在陽江縣城,我們還有一位表哥蔡杰生。杰生哥的母親,我們叫大姨,過去我也不大清楚與我們家的具體關系。后來弄清楚了,杰生哥的外公叫關嗣湛,是關屋寨哪一位阿公的后人就不清楚,但與我們外公是同輩人,叔伯兄弟。杰生哥的外婆家和關嗣熾的家門對門。關嗣湛有女兒叫關柳眉(應該屬子字輩,譜名不詳),就是我們母親的堂姐兼閨蜜,嫁給平田村蔡姓人,生下蔡杰生,因此,蔡杰生是我們的表哥。杰生哥在陽江縣當過校長以及在政府部門當干部直至退休,有一女二子,叫蔡傳光、蔡傳紅、蔡傳元,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每當他出差到廣州時,會來我們家拜訪。

         

        七十年代,父母落難回到鄉下,我和妹妹每年回鄉探親,都要在陽江城先停留,就是在杰生哥的家落腳。他和大姨給予我們的幫助很大很多。表嫂譚孟布,出身于書香門第,也是一位熱情大方的人,我們兄妹同樣很感激她。1975年11月,我們的父親病重入住陽江城人民醫院,我和妹妹分別從農場趕回去,住杰生表哥家。大姨親手熬制中藥、人參湯。父親溘然離世的那個時刻,杰生哥就在身邊,接著,他盡心盡力幫助我們料理后事。1984年3月,賢芳與兒子小川,陪同母親專程回陽江城一趟,探望病中的大姨。2000年后,我們賢杰二哥荷英二嫂以及女兒逸秋夫婦,每次回陽江探親旅游,都會約請杰生哥吃飯。近年來的清明節,我和賢芳回鄉下拜山,在陽江城逗留時,總會約杰生哥以及他的女兒女婿見上一面,飲個茶,敘敘舊。如今,杰生哥和居住在陽江城的關屋寨鄉親關小玲、關碧仙,每周都會約一次飲茶。

         

        還有一事,也值得寫寫。妹妹賢芳1968年11月上山下鄉到了海南東紅農場,1977年遠嫁到黑龍江虎林縣854農場。1982年2月,賢芳回廣州探親,剛好關秀表姐也來探望母親。在談話中,表姐得知賢芳去到北大荒,她說也有一位親戚也在北大荒,于是,掏出記事本,找到那位叫陳慎數的親戚。也巧了,那位陳慎數,正是在賢芳那個農場,人稱“老廣”的收購站站長。之后,賢芳回到農場,與陳慎數聯系上,兩人都很高興。這之后,妹妹一家與陳慎數一家來往密切。賢芳叫陳慎數為表叔。但是否算表叔侄的關系?事后,我們大哥、二哥還有杰生哥,大家進行了研究和分析,陳慎數與我們一家的親屬關系漸漸得到梳理:我們外公關嗣煥只有一位哥哥,叫關嗣熾,關嗣熾的妻子,是附近笏朝村陳姓的女兒,是陳慎數父親的妹妹,也就是陳慎數的姑姑。笏朝村陳姓的族譜,陳慎數的父親叫陳治祥,有五個子女,二女三男,慎數排老五。族譜中,陳慎數只有一位姑姑,沒有名字,就寫“二姑”。那么,關屋寨的關嗣熾,就是陳慎數的姑父無疑。賢芳叫陳慎數為表叔,大概也只能這么稱呼了。

         

        在遙遠的北大荒,能遇到一位與關屋寨有關系的親戚,也算是很難得,很值得珍惜的。陳表叔1955年在家鄉陽江大溝鎮笏朝村參軍。1958年隨十萬官兵轉戰北大荒854農場,是農場中元老級的人物。1969年中蘇邊境珍寶島打仗期間,陳表叔還擔任民兵值班連的連長。嬸嬸是一位山東支邊青年,有一男二女,叫陳軍、陳向榮、陳向紅,賢芳離開黑龍江后,一直與陳表叔有聯系,2012年9月,賢杰二哥嫂隨賢芳夫婦回北大荒,還專門探訪了陳表叔一家。2019年11月,陳表叔回陽江探親,也專程到上海探望賢芳一家。

                                          (六)

        寫了那么多,讀者可能會問,你們到過關屋寨嗎?想想,還真到過一次。

         1973年,那時,父母已經被遣返回鄉,在鄉間住了近兩年。那年春天,二哥陳賢杰從南京、我從徐聞農場,妹妹陳賢芳從海南農場先后回到廣東陽江新洲的沅嶺村——我們完全不熟悉的家鄉。某天,我們三兄妹及母親,一起到大概十多公里外的母親的娘家——三山鎮關屋寨,去探望我們的三舅。

        一路上,我們是步行而去,也不知走了多少時間,才到了關屋寨。我們遺憾地看到,那是一條十分骯臟的村子,村中的街巷遍布豬屎和狗屎。到處破破爛爛,冷冷清清。到了三舅家,三舅當然很熱情接待我們。我們發現屋內陳設簡陋,并沒有什么像樣的家具。三舅有一女四男五個子女,我們也見到了三舅的兒子關可路,還有關可蔭等,他們已經參加勞動,賺取微薄的工分了。當時還是“四人幫”橫行的時期,鄉村的破敗以及農民的貧困可以想象得到,但是,關屋寨的蒼蠅實在令我們印象深刻,終生難忘!在屋內,許多個頭很大的蒼蠅在飛舞,必須隨時驅趕。

        三舅母為我們弄午飯,特地去買了一塊豬肉。平時可能豬肉也不容易吃到。我們圍坐在一張很陳舊的飯桌吃午飯。我們看到,無論白飯或肉菜,都常是蒼蠅光顧,想趕走也不容易。我雖然已經當了五年知青,對骯臟的食物也習以為常,但那餐飯,還是難以下咽。尤其是二哥,畢竟他是個高級知識分子,又是從南京城里來的,更是覺得難受。三舅當時是個生產隊長,生活環境尚且如此,其他村民的生活狀況,可想而知了。算一算,那天關屋寨之行,距今又快五十年了,三舅的五個兒女以及孫子一輩大多還生活在關屋寨,不知現在的關屋寨,有沒有一點“社會主義新農村”的面貌?

        花這么多時間和精力寫關屋寨,畢竟它是我們母親和舅舅們出生和生活過的地方。內中所寫到的關屋寨的舊人舊事,不可能包括全部,只能將我們所知道和所了解到的寫出來。還是祝愿它能建設得越來越美好,鄉親們的生活越來越富裕吧。

                                                       2020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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