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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壇四十年(之三)

        動亂年代

        本篇主要回顧1964年后至1973年學校重新招生的階段。這是個動亂的年代,頭兩年我被指派參加市農村四清、社會主義教育工作團,大部分時間在市郊農村度過。1966年8月后返校參加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四清運動

        1964年4月17日在市委大禮堂開了一天會,市委賈書記劉市長對四清工作作了動員報告,市郊區委書記作了具體部署,下午分組討論。通過學習,大體認識到我們要進行的是一場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是為了挖掉“修正主義”根子。要求我們作好下鄉的長期打算。4月20日我們正式出發,在南京郊區開始了兩年多的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

        我和語文老師孫克華被分配負責市西南郊的大勝關公社西扣大隊。在這里工作直到1965年春節。我們和社員同勞動,主要是挑河泥,栽秧、拔蒜苗等。我們在附近的公安農場搭伙。那年頭,階級斗爭的弦繃得很緊,有點草木皆兵的感覺。我們像地下工作者一樣,夜里出來訪貧問苦,摸底排隊。我和孫老師住在堤埂邊上一戶貧農的家,兩人睡一張大床。夜里蚊子鉆進帳子,沒有電燈,兩個人用電筒照著打蚊子,有時一個多鐘頭都趕不干凈,很是無奈。孫喜歡喝酒,幾塊餅干就能下酒。飯后睡前都要抽煙。5月13日這天,發生一宗火災,眼睜睜看著三戶農戶的房子燒個精光,我們和上百人撲救都無濟于事。火災后我們的房子讓給了災民,我們則搬到了公社的社房,外面是曬場。后來工作組自己開伙做飯,我負責籌備工作,要趕到幾里外的板橋鎮購買柴米油鹽。此時,正是全國人口普查的時候,從6月下旬開始,我們就投入了這一工作中。挨家挨戶核對人口,然后統計匯總,直到7月底才告結束。進村三個多月來,除了人口普查以外似乎并沒有做多少事。

        8月初突然接到市里通知,工作團全體要進行所謂整訓。8月3日全體隊員數百人集中在海運學校。沒想到一整就整到12月初。可能是中央對農村的政策決策未下達,這期間,聽市長、書記的報告,學習當時中共中央關于批判修正主義的“七評”“八評”“九評”等文章。學習階級分析,查三代,甚至在我們隊員中劃分階級,逐個過關。弄得人人自危。現在看來莫明其妙,可笑之極。到了7月底,隊員又重新組合,重新分配工作地點。

        經過整訓后,我們的思想被“武裝”起來了,對農村的“敵情”有了進一步的認識。我被分配到雨花區石婆廟公社,被任命為工作組的副組長,負責一個大隊幾個生產隊的社教工作,手下大約有五六名隊員。我進駐的是路子鋪生產隊。

        12月5日,我第一次到了路子鋪一隊。現在南京市區擴大,路子鋪已屬市區了。當時那里是菜地,我們的工作對象是菜農。我們的分團長是糧食局的局長,隊長是物資局局長的愛人。而我則具體負責路子鋪一隊二 隊兩個隊的工作。這時工作團有了一些新的規定,比如強調要住、吃在最窮的貧雇農家里,不能吃農民的葷菜(當時是很少有葷菜吃的,而且城里都是要票定量供應的,而農民連票都沒有)。平時和社員同勞動:鋤地澆水,到城里的廁所拖糞。這時我學會了在跳板上如何用扁擔把糞桶一甩,打上大約110斤重的塘水挑到菜地上淋菜。當時兩個隊都十分貧窮落后,整個隊幾十戶人家一年的總收入不足萬元。住的是草房,吃的是黃葉菜邊子。種菜的沒有菜吃。一個多月沒吃葷菜。肚里沒油水,時常饑腸難熬。有一天我和同住的動力學校的老王工作到深夜,找到房東的米缸,用手抓了兩把米煮了白粥吃。米沒有洗,一點菜都沒有就吃了。還有一天夜里,我走了幾里路到了城里中華門買了二兩熟豬頭肉,放在褲袋里,沿著鐵路邊走邊掏著吃,走到住地就吃光了。鋤地的時候,六七個人排成一列向前走,一邊翻地一邊聊天,你等我我等你,根本沒有效率可言。我這個書生總是跟不上,要旁邊的社員幫忙,鋤到我這邊來。如果任務包干到人,老早就完成了。

        有兩件事令我很難忘:一件是,生產隊長的老婆生第四個孩子,由他申請經我批準給她補助了十元錢。他拿了這十元錢買了草紙、紅糖和豬大腸。快滿月子時,有一天我看見她在田埂上邊走邊吃著油條,后面則跟著三個饑餓的孩子瞪著大眼睛望著他們的母親,但卻一口都吃不上。那情景實在叫人心酸。

        另一件最令我難忘的是,這兩個隊的社員有一天為了一個埋在兩隊邊界上的小小糞缸而集體械斗。當時場面幾乎難以控制,雙方社員甚至用釘耙鋤頭對打,隨時有打傷或打死人的危險。所有人都在氣頭上,要平息這樣的爭斗是很困難的。我急中生智,想到擒賊先擒王,當即把其中起主要作用的一隊隊長黎合海抱住,硬把他拉到了鄉政府。開始我并沒有想到那么容易把沖動異常的隊長拉走。在路上給予勸說,他漸漸冷靜下來了。我回過頭來向山坡上一看,后面打架的場面竟然也奇跡般地逐漸平息下來。到了鄉政府,鄉長給黎倒一杯水,又好言相勸。后來兩隊干部坐下來協調,邊界爭端糞缸過界問題就解決了。這件事是我這一輩子解決尖銳矛盾最成功的一次。這也許是學習《矛盾論》的結果。矛盾的雙方必有一方是主要矛盾,抓住這個主要矛盾其他矛盾就會迎刃而解。

        1965年春節前后,學校放寒假了,而我們工作團卻突然宣布不放假,要留守公社。這對于我來說十分殘酷。一家人本來就三地分居,荷英在浙江,兒子在常州,我們已經將近一年未見面了,一年一度的相會都難以做到。但我還是做好了服從組織的準備,仍然一心一意地做好應做的工作。幸而到了臘月26日突然還是宣布放假6天。于是我當晚9點多鐘趕到了常州的家,把已經入睡的家人吵醒,給了他們一個驚喜。荷英已于前幾天回到家,欣喜之情自不必說。

        1965年2月4日,年初三,我就回到學校。下午就到南京工學院(現在我校所并入的東南大學)文昌橋宿舍報到,進行又一次集訓,學習中共中央關于農村工作的《二十三條》。經過一個星期學習,于2月10日再次回到路子鋪。直到4月26日社會主義教育告一段落。

        5月份經過總結交流等一系列活動,調整組織。經評比,大家選我為“四好隊員”,給我發了獎,記不清是哪“四好”了。再一次進駐公社時,我換到雙橋大隊仍任副組長。6月5日晚上,工作隊員在五臺山游泳池測驗,選拔橫渡長江的隊員,我游了300米。但后來活動被取消。6月16日才出發到新的隊,7月學校老師放假了,我又沒有能享受到這待遇。直至年底都是在這樣的學習、農村工作中度過的。

        1966年又一年春節到了,1月15日放假,我回常州度過,至1月24日返回南京。次日便又一次在海運學校集訓五天。然后回到生產隊里。這次經過3、4、5月的工作,主要是貫徹執行《二十三條》。直到6月15日才告一段落。實際上主要是抓了干部隊伍建設,發動社員搞好生產。只能說多少起了一點作用,但總不能從根本上解決當時農村存在的問題。

        此時,文化大革命已即將開始,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已經發出。1966年6月21日全體隊員在江蘇飯店又一次集中學習。

        就在最后這次江蘇飯店的整訓中,我在某會上發表了一些在當時看來很獨到而在今天看來十分普通的見解。其基本思想是“不管誰的話,正確的就執行,不正確的就不應該執行。”按照后來的講法,提高一步,其實就是含有“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意思,并非哪個領導的話都是正確的。沒想到小組的這類發言被匯報到了分團部,分團部又匯報到了市團部。我的話竟然得罪了領導。張啟龍副市長于8月17日在某會上作出指示““陳賢杰可以批判,在會上有意無意地作了挑撥性的發言,說正確的我執行,錯誤的不執行,是無政府主義。”8月21日要我在小組會上作檢查。得到副市長的親自指示,本人不勝榮幸之至!但我堅持我的說法不錯,與批判我的人據理力爭。戲劇性的是,不久,全國到處興起紅衛兵運動,開始了“炮打司令部”,要批判我的張啟龍市長自己也被打成了“三反分子”。后來,以社教工作分團的名義給我發了“平反通告”。通告說:“在1966年6月至9月,工作團內部開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期間,我們分團黨委在舊市團領導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操縱下,忠實積極地執行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采取轉移目標,顛倒黑白的手段,把斗爭的矛頭對準革命群眾,對敢于向領導上批評和提意見的革命同志陳賢杰,有領導、有組織、有目的地進行圍攻,挑動群眾斗群眾,打擊革命派,以掩護舊市團、分團領導自己過關,犯下了不可饒恕的罪行。現在,我們向毛主席請罪,向革命造反派請罪,向陳賢杰同志低頭認罪,公開宣布予以平反,當眾恢復名譽,表示賠禮道歉。……”這份平反通告我一直保存著,看著里面的詞句我都會從心里發笑,這是一個歷史時期的見證!但是,再深入一想,如果不是張啟龍倒霉在先,我的遭遇又會怎樣?!

        文革時期

        江蘇飯店的集訓在文革的浪潮下很快結束了,接著工作團也宣布解散。1966年8月27日,我正式離開了工作團回到學校,參與了學校的文化大革命,結束了兩年零四個月的農村工作。此時學校也已經停課鬧革命,到處貼滿大字報,開始了動亂的年月。

        對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記述和評論已經太多了,回首這段往事只能令人痛心。從1966年下半年起到1973年學校恢復招生,歷經八年。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結束則整整十年。那些年月里,我們老師都成了臭老九,知識越多越反動,交白卷的是英雄,學校不要考試,上課可以睡覺。我校有不少班主任老師和學生指導員被拉去戴高帽游街。革命群眾分成兩派,無休止地爭斗。

        時代在前進。大家都往前看。現在完全沒必要再去論當時觀點的正確與否了。但是歷史也是不應遺忘的。在寫這篇回憶錄時,仍有不少情景浮現在眼前。

        開始階段是紅衛兵大串連。我們也不甘寂寞,相約了一批師生中的轉業軍人串連到了首都北京,正好在北京度過了我的三十歲生日。我的三十至四十的黃金年華就在動亂年月中虛度。那時,國家和黨的政治生活已經很不正常了,劉少奇等一批老一代領導的地位已經岌岌可危,但他們都還在臺上。過了我的生日5天之后,即 10月18日下午1時多,毛主席劉主席等中央領導驅車天安門前東長安街接見紅衛兵。這好像是毛主席第三次接見紅衛兵,當時我就在那些狂熱歡呼的人群中。在那種氛圍之下,心情也是異常激動的。在北京期間我們參觀了北大、清華等,也回到闊別多年的母校軍委測繪學院,看望了當年的老師和老同學。有一天,在地質部的院子里,看著地質學院的造反派圍攻當時還是部長的何長工,這位井岡山會師的有功之臣也被打成了叛徒內奸,我們心中很是納悶。

        11月,我們部分老師又串連到上海。在上海參觀了同濟、復旦、師范等大學。看了許多大字報。中間我抽空從上海乘棚車站了幾個鐘頭到了杭州。當時荷英正在省地質局復照室出差。大約三天后我又回到上海。就是這一次,孕育了我們的女兒。所以說,她是文化大革命的產物。次年的9月4日女兒降生,取名逸秋。其實并不安逸,相反,倒是多事之秋。

        12月9日,也許是我校運動的一個轉折點。之前經過幾天的醞釀,觀點相同的十多位老師公推由我起草一份大字報。原來,在我返校前,地質部派了工作隊到學校,開展什么運動,把學校黨委委員、黨支部書記潘郁同志打成“三反分子”,整理了材料上報市委。而據我們的看法,這完全是錯誤路線的產物,是某些人轉移視線的陰謀。憑我們多年一起工作對潘的了解,即使潘有這樣那樣的錯誤,絕不會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把學校的問題推到潘的頭上很不公平。因此,在我起草的大字報中,我作了明確的闡述,與某些人完全唱了反調——題目是《堅決為潘郁同志平反》。我也預見到大字報出來后會有強烈的反響。可惜這張大字報沒有留存下底稿。記得當時寫道:一定會有人給我們扣上保皇派的帽子,南京的盛錫福(一家有名的老牌帽子店)有的是帽子,隨便你們扣吧!但是事實和歷史終將證明我們是對的。

        12月10日一早,果然大字報前擠滿了人,所有的人都不得不思考這個問題。自此以后,學校師生就以同意或反對為潘平反而分成了兩派。后來所有大字報就圍繞這一題材進行辯論,兩派觀點日益對立。文斗升級為武斗。我好像闖了大禍,罪過不小。但其實沒有我們的這張大字報也照樣會分成兩派的,這張大字報只是一根導火線而已。

        1967年2月12日,也是我難忘的日子。那天晚上,我正在房間休息,突然來了幾位不速之客,不由分說把我“請”到了地質館二樓的一個實驗室里。看到的情景令我為之一驚:講臺前鈕繩武老師站著被糊亂剪去了部分頭發,一群學生正在圍著斗他,我到來后也令我站在他邊上。我心想,這下不好了,這時的學生是沒有什么道理好講的,這是群眾運動啊,必須理解。但是,他們對我并沒有過激的行動,他們其實并不認識我,只是受了我的對立面的教師的挑動而已。更沒有動我毫發。我只是陪斗而已,意在嚇唬我。原來,不知什么別有用心的人造出了一個所謂“紅旗軍”事件,說我們這些轉業軍人組成一個所謂“紅旗軍”組織進行反黨活動。這是在文革中我回校后唯一一次受到的直接沖擊。鈕老師后來干脆剃了個光頭,還作詩一首以自嘲,詩云:”是非只為多開口,煩惱皆因強出頭;煩惱已隨頭發去,頑固腦袋光溜溜。”

        6月26日,兩派斗爭到了白熱化,我們一派部分人員占據了制圖樓,構筑了工事。對方竟然強行攻打。這是我校文革中最大規模的一次武斗。那天,荷英正好出差在寧,當時身懷女兒,也正在現場觀戰。我則和于龍江同學(現任江西省國土資源廳副廳長)在南京工學院(現東南大學,可以說是現我校了),聽到這個消息,我們即步行幾個小時到了江心洲林云福同學的家,在那個長江中的小島上度過了好多天。我們曾睡在停泊在江邊上的一艘小船上,也曾在長江逆流中擊水,勝似閑庭信步。而荷英則轉移到地質局招待所住宿。

        這時,我們已經無所事事了,就回到常州。本來我在常州等待著女兒的出生,但預產期過了十多天,女兒遲遲沒有降生。而此時邵誠老師專程到常州請我出來“指揮斗爭”。我經不住他們的勸說,告別即將臨產的荷英,回到了南京。9月4日女兒出生時,我不在她的身邊。這一點,直到現在提起來,荷英都不會原諒我,也是我深感內疚的。這是“革命”沖昏了頭腦,現在看來很沒有意義。

        這段時間里,我寫過不少的大字報,想以理服人,有些是十分尖銳的,很讓對立面的人害怕。所以大字報一經貼出,就被立即撕掉。如果把那些大字報保存到今天,我想不乏好文章。而對方什么樣的大字報都有,我們是不會去撕的。更好笑的是,有一天,甚至在學校大門口的墻上貼出“打倒保皇派壞頭頭陳賢杰”的大字報。正好荷英的單位有人出差在寧看到了,我早期的學生也看到了,傳到了浙江她的單位。說來也巧,我三歲的兒子贊寧在她的單位和一群小孩子玩時,不知怎么竟喊了一句“打倒╳╳╳”的反動口號。這可闖了大禍了。和我這條標語聯系起來,她們那里的對立面抓住這點對荷英大做文章。幸好荷英也不是好惹的,不賣他們的帳。他們問我們的兒子:誰教你喊這口號?我兒子說:就是你!嚇得他們誰也不敢再問下去了。三歲的孩子,懂得什么?那時“打倒”之聲滿天飛。

        為潘郁平反的大字報非但沒有給潘平反,反而給他遭受到更大的迫害。所謂逆反心里吧。你要保他嗎,我偏要抓住他不放,斗得他死去活來。甚至后來還有人更擴大化,宣揚學校有一個所謂“王家天下”,(當時王亮為副校長,說以他為首包括潘和我們一批人是“家天下”)。幸虧潘比較堅強地挺過來了,終于還是平反了(后調出到人民中學當副校長)。一個遲到的平反!也許我們提得太早不合時宜。在打倒一切的時期,你敢為干部平反?!鄧小平同志三起三落,什么時候才徹底平反的呢?如果鄧不是那么堅毅地挺過來,中國的歷史也許要改寫。

        9月,在中央的號召下,全國兩派群眾逐步走向大聯合。之前我和部分學生曾在大橋電廠等地居住,以免回校惹出麻煩。9月20日,我和劉德山同學(現在蘇州)回到南工,睡在五四樓的一間空房里。天氣轉涼,我還特地回到宿舍取來被子,兩人鉆一個被窩,睡在地板上。9月22日學校有了大聯合的氣氛,我們才回到學校。

        30多年過去了,我不敢說,對于那段歷史仍心懷芥蒂的人已絕跡,但恐怕也極少了吧。在隨后的歲月中,我和曾經對立的同志又成了同事,有的甚至成了好朋友,有時,大家聚在一起,品茶喝酒,談起那段往事,都會欷噓不已。在那動亂的年代,其實,我們都成了政治路線的犧牲品,無所謂誰對誰錯,大家期盼的,則是國家安定,人民團結,千萬不要再提什么路線斗爭,千萬不要再搞什么政治運動,千萬不要再出現那種領導整群眾,群眾批領導,群眾斗群眾的可怕又可悲的局面!

        1967年12月,我的妹妹借著大串連的機會,在全國大動亂的時期到南京看我。這時她的二哥正無家可歸。我們幾位鐵桿老師暫時寄居在校外蔡炳文同志(當時的團委書記,后來的副校長)的家,在他家成立了一個伙食團。那時候蔡的女兒五歲,兒子也很小。沒想到。他的這個女兒后來成了我的兒媳婦,我們成了親家。芳妹來后,我給她安排在軍事學院里住的許怡如老師家居住。在武斗異常激烈的時候,她只身從南京到了常州二嫂的家。那時在常州街上一路可以聽到武斗的槍聲。她的突然到來嚇壞了常州的親戚。

        后面的日子就是軍宣隊、工宣隊進校, 1968年后學校開始復課鬧革命,63級和64級學生先后分配工作。

        這年的8月,積極參與這場革命的妹妹到了上海,送別到北大荒軍墾兵團的男朋友,接著就又一次來到南京,住在劉學張敏智老師的家里。后來由南京經蘇州到了浙江省長興縣看望二嫂和侄兒侄女。由于父親的歷史問題和我們家庭的社會和海外關系,文化革命自然革到了我們的家和父親。關于這點請看本網站有關父親的內容。這時的妹妹,由于這場革命革到了自己的父母,感到十分迷惘,而我因為遠離家庭,受的影響要小一點,但那幾年都不宜回家。

        1969年學校只剩下最后一屆(65級)學生了。他們本應在1968年畢業,但1965年入學后便開始了文革,只學了一年的基礎課。這時,我被任命為測繪10班的班主任。給他們補上一點專業課并帶領他們在棲霞山實習場參加勞動和實習。當時是備戰備荒的年月,強調軍事訓練,我們背著行李行軍20多公里,到達實習場。就是這一次業務學習,給了他們發展的基礎。現任上海梅山鐵礦黨委書記的劉鳳銀同志曾當過該班的班長。2003年11月,在我起草本文的前后,邀請我和該班5位同學到礦上小聚。回憶起這次實習時,他說這次短暫的實習對他后來的發展有重要的作用,不然的話可能沒有他的今天。

        1969年國家大事中莫過于中共九大的召開,確立了“副統帥”林彪的“接班人”地位。再則是大批人員所謂戰備疏散下放農村。我校有幾十位老師下放蘇北農村,有的舉家下鄉,有的單身一人。我們都作好了下放的準備。另一批教師則調到普通中學,學校只剩下幾十位老師,連續多年沒有招生,面臨解散的樣子。

        與此同時,全國掀起學生上山下鄉運動。我的弟弟妹妹先后下鄉(農場),弟弟到了湛江的一個農場,妹妹則下到海南島。

        1970年1月我校最后的一屆學生也畢業分配了。我送走了朝夕與共一段時間的測繪10班52位同學,他們多數分到江蘇本省,現在仍有不少活躍在各個重要的崗位上,有縣政協主席、黨委書記、大公司董事長等。

        那年的春節,我才第一次和妻子攜兒帶女回家見父母,經過了一場酷劫,父母看到遠方歸來的兒子兒媳和孫子孫女,不知有多高興!這時大哥也已從云南回來了。遺憾的是我的弟妹卻遠在湛江和海南,致使始終未能有機會全家團聚。那年的食品供應仍很緊張,我從常州帶回一個整豬腿肉,有一二十斤重,用一個四川竹背籮背著。一路上顯得很特殊。因是冬天,到了廣州雖然溫暖,還不會發臭。現在還有人這樣做的話,那定是傻瓜!

        自此,學校一個學生都沒有了。教師干什么呢?下放的下放,調走的調走。剩下的“深挖洞廣積糧”。在學校不少地方包括樓房下方地基都挖防空洞。我因搬城磚不慎從梯子上摔下,城磚把左手小指上節骨壓斷。一個多月后骨頭仍未能長好,為此還住到鼓樓醫院,準備開刀接骨,還說要把我的其他部位的骨頭削一片出來,貼在邊上再用鋼針把斷的兩端穿起來。幸好住了幾天院后,醫院的權威外科醫生陳祖蔭(當時他也被作為反動學術權威而靠邊)親自帶我去X光透視,一看說長起來了,雖然歪了,但因是小指,妨礙不大,不要手術了。所以現在左小指還是歪的,拉琴有點不靈活了。那時,兒子已在身邊快上學,荷英仍在浙江,多虧了張宗文老師幫助照顧了幾天孩子。

        學校辦了一個提煉砷化鎵半導體的校辦工廠。游泳池也對外開放,到了冬天,在游泳池里養魚。這我都親身經歷過了。

        1970年和1971年兩年夏天,我都擔任游泳池的救生員和管理工作,晚上經常睡在游泳池邊上的值班室。開放的時候有時由我做廣播員,一句毛主席語錄“游泳是一項很好的運動”經常掛在嘴邊。1971年夏天選拔部分教師義務獻血,經過身體檢查,我被光榮地選中。也許由于獻了200CC血后身體多少受了點影響,竟然接著得了一般小孩才會得的腮腺炎。正發高燒在家休息時,游泳池的工作人員李寶珍急急地跑來找我。說有一個小孩溺水,叫我趕快去施救。原來,在我生病后,臨時代替我做救生員的另一位老師并不熟悉救生技術,剛發現小孩溺水時連小孩都撈不上來。當我帶病趕到游泳池時,只見一個穿紅泳褲的小男孩躺在池邊,已有人對他施行人工呼吸了,校醫也已到場。但是由于時間太久,已回天乏力。一個五年級的學生就這樣不幸早逝了。大家都說要是我不生病,這個小孩也許不會溺死。如果他還活著,現在應該是40多歲的人了。我只能感嘆“生死有命,富貴在天”!在兩年救生員工作中,我撈救過不少的小孩,其中一個是經我十多分鐘的人工呼吸才救醒的。

        因為沒有學生,沒有教學任務,相對比較空閑。這時,我學會了用縫紉機縫制衣服,自己制作沙發,自己打制家具。學了一本縫紉衣服的書,襯衣、中山裝、褲子都做過。那時的衣服叫“新三年舊三年縫縫補補又三年”。褲子的屁股部位可以補上兩個厚厚的環靶。縫紉機的用處可大了,直到去年我的房子重新裝修后,以28元的價格才把它賣掉。還學了一本《木工》的書。斧、鑿、鋸三大件的使用方法我都基本會了,打造了兩張土沙發,連油漆和貼裝飾板都是自己動手。不過本事比不上我的大哥和慶弟,他們的木工手藝是拜了師傅的。

        1971年,我的父母親也被疏散下放回鄉,并且最后就地退休,父母親在廣州居住和工作了幾十年最后竟無立錐之地。這是多么不公平啊!但也可以說是落葉歸根吧。

        這一年的9月13日,“副統帥”林彪摔死蒙古溫都爾汗,我國的政壇發生了一次不小的震動。

        1972年下半年,我被調到提煉砷化鎵單晶的校辦工廠,這里集中了學校不少的老師,其中有對化學有高深造詣的地質老師徐邦梁教授。砷化鎵單晶是一種新型的電子材料,據說我們提煉的產品被用到了我國發射的衛星上。我們夜以繼日地工作,分三班倒,從器皿和原料的洗滌配制,到加溫3000多度,到緩慢降溫結成單晶體,整個操作流程要求非常嚴格,常常會失敗,拉出來的不是單晶而是多晶或花晶體。這時,我初步涉足了鉗工和車工手藝,到圖書館借了幾本車工、鉗工的書加以學習,無師自通。利用學校的一臺舊車床和鉆床,我設計并裝配了兩臺單晶爐上用的變速器,把馬達的高轉速通過齒輪和螺紋桿變成了我們所需的慢轉速度。不知道鋸斷了多少鋼條,6╳6厘米的角鋼都是我和隋永志老師一段段鋸下來才裝配成爐架的,連工宣隊里的鉗工師傅都不得不佩服我們的本領。那時,每隔幾天,我們就要上一次夜班,夜里一二點鐘時用電爐煮一碗從食堂打來的肉絲面吃,吃完就差不多下班了。

        11月20日,我和陳家慶同志到上海參加全國半導體材料的一個交流研討會。會議在著名的錦江飯店舉行。會上聽取了著名半導體專家黃昆教授和王蘭英教授的報告。黃昆教授和王選教授今年獲得了500萬元的科技大獎。很巧,1988年我在北京參加一個印刷科技革命的會議時,在地質部也聽過王選的報告。

        錦江飯店的北樓是接待外國元首的,當時,我們住在南樓,對面是阿爾巴尼亞國防部長巴盧庫為首的代表團的住地。我們看到他們的車隊進出和人員購物活動。但是巴盧庫此次一回國便被霍查以叛國罪抓起來,不久就被槍斃了。當時很感震驚,所以記得特別清楚。

        1973年元旦,我回到闊別25年的故鄉陽江新洲看望父母。1月12日,弟妹也從他們的軍墾兵團回到家鄉。這是我們家一次難得的相聚。不在廣州而在故鄉,我百感交集。但一家人還是缺少了大哥,他在廣州。1月17日,我們起程返廣州,微微細雨中,我們兄妹三人在堂弟的陪同下,從新洲騎自行車長驅40多公里趕往陽江城。我車后面帶著芳妹,慶弟則馱著一籠雞。從陽江城轉車,雞籠掛在汽車后面,這是當年的一道風景線。我們到了廣州大哥處,不久,父親不知為什么事突然也趕出來了,但這時母親又還在鄉下。幾十年來一家人從沒有實現過一天的團圓!這是永遠無法彌補的憾事!

               1月20日,我和芳妹北上,她到上海,我回南京。可能是買不到車票的原因,我們兄妹兩人先到杭州,在地質局招待所住了一晚。在美麗的西子湖畔,我們游覽了虎跑等景點。這是我和親愛的妹妹最難得的一次相聚和交談。有感于我們家人的聚少離多,心里感慨良多。1973年1月22日,我在“虎跑”前兄妹合影留念的照片上題詩以記之:

        (一)面對容顏入夢思,魂飛遠海去年時;湖山愛向非行樂,錦繡江山好賦詩。

        (二)南來北往顯風流,伏虎降龍志未酬;惡獸雖狂終可伏,全民定要狠批修。

          芳妹后來有《和二哥詩一首》,寫于1973年12月25日:

        (一)留影細觀仰首思,浮心積習有興時;去冬今歲旅途樂,古跡行游作好詩。

        (二)繁華江畔眾川流,差別城鄉縮未酬;私念如狼要降伏,戍邊屯墾要批修。

        回到學校不久,我又被臨時調出到我們的上級重工業局搞全省的測量標志調查,上班的地點是在局里。當時重工業局的辦公地點是在一幢國民黨時期的外交部辦公樓,現在屬于保護的民國建筑。從測繪單位抽調出的四五個人,先在一個半地下室里整理資料和繪圖,后來于4月9日至20日的12天時間里,我獨自走遍了蘇北的10多個縣市,行程1200多公里。期間碰到了一些學生,受到有關部門和校友的熱情接待。返回途中,又見到了我校下放到這些縣的部分老師,如呂壽庚、方志遠等。

        1973年,學校開始招收文革后的第一屆工農兵學員。因為基礎課老師大多已調出,語文教師只剩下教研組長黃政樞(后調南京大學,教授)一人了。不久,學校臨時要我教授語文課。這實在是強我所難,趕鴨子上架。我只有跟著科班出身的黃老師學習,從漢語拼音學起。文革后連教材都沒有,首先是編教材。編好后我們二人同到安徽的全椒印刷廠印刷,校對了好多天。教材中講到錯別字時,有些錯字沒有現成鉛字,我和黃老師親自操刀雕刻。

        1973年我主要是編寫教材,作開課的準備,并沒有重上教壇。到了第二年,1974年7月,我到蘇北招生,這是第二屆工農兵學員。這批學生進校后,我就重上闊別了多年的教壇。1974年后的情況,請看下篇:教壇四十年(之四)《重返教壇》

         

                       2003年12月于澳洲山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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