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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退休生活散記(之一)

        惠陽一月——初嘗打工滋味
               19935月,我因患眼病,時好時壞,在學校辦理了病休的手續(10月份正式辦理了退休手續),于521回到離別40年的故地廣州,事先征得四叔的同意,在白云路那間熟悉的三層樓中占據了一間小房,暫且安身。我的想法是,當時我僅57歲,除眼睛有時有點毛病外,身體尚好,還不想就此頤養天年,還可發揮點余熱;在廣東找一份工作比較容易,這樣,我可以一邊拿退休金,一邊另賺一份工資,當年流行著一句話:退休再干,勝過高干。此外,我又可時常就近看望母親,以彌補我數十年來未盡之孝心。
              
        離開南京前,妻子荷英說,能找份月薪500元以上的工作,就心滿意足了。盡管要求不高,一個月中我四處找工,跑了許多職介所,又托熟人介紹,卻一無所獲。
              
        這正是朱鎔基出任總理,國家財政緊縮銀根的時期,因經濟過熱,許多項目紛紛下馬,下崗失業者日增,很少有單位招聘年近6旬的老者。
              
        某天,報載有一家位于體育西路的雜志社招聘編輯人員,我自恃曾做過編輯,且有著編輯中級職稱,便前往應聘。那天大約有4人面試,只錄取一名。一位社長(或是總編)從電腦中打出幾份試卷,是一篇錯誤百出的文章,要我們改錯。我雖編過許多的報刊雜志,但都是學校內部的刊物。學的又是工科,搞文學編輯并非我的本行。我盡力修改了文中數十上百處錯漏,但總編看后,指出了幾個錯處是我沒有改過的。于是,這第一次“競爭上崗”我就落敗于人,灰溜溜走出那雜志社的大門。
               
        萬般無奈之下,我想起一個人,叫胡正斌,他是江蘇丹陽人,是我早期一個學生的表弟。1988年春節過后,我被委任學校制印工廠的廠長,受那位學生之托,我接受了他的表弟小胡在廠里做臨時工,并對他百般照顧,免費為他提供住所,提供一個房間給他放了一臺大型的照相植字機,暗室也給他用,平時盡量多安排任務給他(對臨工是計量工資)。小胡十分刻苦努力,技術進步很快。這個從農村出來的小青年因此有了學習技藝的場所,有了一定的生活來源,不愁吃穿住。2年過去,大約到了1990年底,他在深圳工作的哥哥自辦了特種印刷廠,并在惠陽淡水設了分廠,叫他去管理。他離開南京時,我聯系了學校的汽車,免費為他把沉重的植字機運到火車站托運。他走后我們經常通電話。我這時想到他,實際就是不得不運用起在學校里很少運用到的“社會關系學”。我想:當年我是廠長,照顧你,現在你處可能會有適合我做的工作吧。果然,在電話中,他表示十分歡迎我去。
               
        因此,就在當年的627下午,那天預報臺風即將來臨,我在臺風到來之前,趕到了淡水鎮。這是一個比較發達的南方小鎮,幾年后惠陽縣政府從惠州遷于此。我92年曾和一個學生——殷林寶來過這里。當時滿街到處是售房部,其實不少樓盤都成了爛尾樓。小胡管理的廠就在一個叫又一村的小區里。小區環境很差,衛生無人管。一套三房一廳的單元,旁邊有個很大的平臺,在平臺上用鐵皮搭建了面積幾十平方米的廠房。所謂工廠,其實是不到十個人的家庭作坊。客廳就是他和我的辦公室,幾間房里安裝了一些絲網印刷設備。開工時,屋子里充滿各種藥物刺鼻的氣味。工人多數是他的同鄉,月薪約500元,包吃住,記得其中有一個原是他家鄉的民兵營長,還有一對四川夫婦,女的還兼顧煮飯。“又一村”的環境盡管如此,但對我來說,恰是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呢。
               
        我的到來,對小胡是個負擔,實際也許是一種報恩行動。常言道:受人滴水之恩,必當涌泉相報。實際上雙方都知道不會長久,也沒有談及工資多少。而我盡力為他做事:繪圖、打電腦、跑銀行、起草信函及宣傳材料、檢驗產品、聽電話等等。他不在時,還要監管工人干活。其實,沒有我,這些事他照樣可以干好。
               
        廠里所有人都吃住在同一層的另一套單元里,我和小胡住一間房,同睡在張大床一個蚊帳里。我帶去一個微風吊扇送給他,正好用得上,掛在蚊帳里。微風吹拂,倆人躺在帳子里雖然是無話不說,但由于年紀、身份、處境不同,其實是同床異夢。大家吃飯也在一起,標準不高,極少葷菜。小胡有時叫炊事員為我倆加上一道菜。對于無所事事的我在百無聊賴中也算暫且有個安身之所,體驗一下打工族的艱辛生活。飯后乘涼時,我和工人們促膝談心,工人們對我無話不談,因為我不是老板。那位江蘇來的民兵營長后悔來到這里,一個在家可以指揮幾百人的營長,在這里卻受老板的約束,任人指揮,很不好受,表示不久將要辭工返鄉了。
               
        世界本來就是這樣,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當年我照顧小胡,我是老板,他是工仔。現今他是老板,我成了工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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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暑期來臨,荷英假期來廣州探親,我向小胡請了假,于714返回廣州,20日去中山黃圃探望母親,23日到深圳女兒處小住,28日返回廣州,30日再次返回淡水。
               
        在深圳期間,我和荷英去看望小胡的哥哥(真正的老板)。從他的神態和言談中,看出一個老板的派頭,他和小胡對我的態度截然不同。聽話聽聲,我聽出他對我在小胡那里做事并不歡迎。從那天起,我暗下決心,盡快離開這個廠。
               
        因此,830返回淡水,我便向小胡說明我的意思。看來他也知道他哥哥的旨意,沒有多挽留我。畢竟這個廠是他哥哥的。幾年后的1996年,我在深圳又碰到小胡,他說已和他的哥哥鬧翻了臉,說他的哥哥對他還不如對一個工仔,賺的錢都為自家所占。在不得已的情況下,他只好另立門戶,利用他已有的客源,重新辦了一個新廠,開始了真正老板的生活。不久還結了婚。這是后話。
               
        我于89正式辭工離開淡水,返回廣州。810,荷英和逸秋也從深圳到廣州。暑假將結束,818,荷英返南京。
               
        在淡水打工前后共27日,還有一件值得記述的事。我的老同學何德江是惠陽縣教育局副局長(后升為局長),他是我廣雅中學的同班同學,也是測繪學院的同班同學,兩人十分要好。每次見面他總要提起我在廣雅時教他唱歌劇《王貴與李香香》里的插曲,并隨口哼上幾句。他平時在惠州住和上班,有事才到淡水。后來縣政府遷到淡水,教育局也遷來了,便早出晚歸。1984年我到惠州招生時,他騎自行車到我住的軍區招待所接我到他家,我坐在他的后面,上西江大橋時,我問他:能不能踩得上去?他說:行!這樣才夠朋友!接著高聲唱起:可愛的廣雅,你生在祖國溫暖的南方------”,那熟悉的歌聲,使我們又回到了青少年時的崢嶸歲月!這時,我在淡水打工,離那次相聚又過去九年了。一天,他約我到淡水最著名的燒鵝仔飯店吃飯、敘舊,席間他從口袋里取出我和他在部隊時的合映。照片上穿著軍裝的兩個人親密無間,英俊瀟灑。飯后,他送我返回又一村我打工的地方,本來是他的司機開車,開出幾十米后,他執意和司機調位,親自開車送我,還拿出他小巧的手機(當時是很稀罕的),讓我和在深圳的女兒通話。大概這才夠朋友吧!從自行車到小轎車,折射出改革開放帶來的巨大變化!
              
        更加湊巧的是,我第四次打工到了番禺搞房地產,開頭幾年就是在他弟弟何德強做經理的梅山建安公司下屬的公司,我曾和德強在一個黨支部過組織生活,95年初德江來番禺參加他侄子的婚禮,我們在婚宴上又一次相聚了。可惜的是,德強于早幾年退休后因病不幸逝世了。
              
        我會永遠記住惠陽打工的嘗試,也記住一路照顧我前行的所有人們!
              
        當我從惠陽返回廣州,送走荷英后,又一個人在白云路那間黑暗的小屋子里,孤寂地徘徊。但是,10天以后,我即奔赴珠海,開始了第二次打工的歷程,這將在下文《珠海十日》中記述。

         

                                                                      2001510 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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